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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Sep

    大家有看過日本的動畫電視劇集《鋼之鍊金術師》嗎?老實說,筆者從未認真地看過。但它在香港播放期間,我對劇情中反覆強調的一個意念卻是印象深刻,這個意念便是「等價交換原理」。

    初聽起來這個原理最簡單合理不過。你情我願的交換必須是「等價」的,否則便是欺詐甚至掠奪。這種欺詐行為也許能維持一段短時間,但不可能成為人類長久交往的基礎。(誠然,劇中的闡述更為富於哲理,例如浮士德以自己的靈魂跟魔鬼交換智慧是「等價交換」嗎?)

    在一個以貨幣為本的市場社會中,「交換」的基礎是商品的「價格」。而最基本的經濟學告訴我們,價格是由市場上的「需求」和「供應」所決定的。在生產的領域,生產商對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則由這些要素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所共同決定。

    什麼是「生產要素」呢?它們是:價格為「利息」的「資本」、價格為「租金」的土地、以及價格為「工資」的「勞動力」。而在「勞動力市場」中,工資的水平乃由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生」和「供求關係」所決定。前者解釋了CEO的工資為何較清潔工高出這麼多;後者則解釋了清潔工的工資水平為何到處都大致一樣。

    從這個觀點看,作為一個市場價格,工資是一種「等價交換」的結果。也就是說,從來不存在「老闆的剝削」,也沒有所謂「可恥的待遇」這回事。而工會有集體議價和爭取權益,乃是一種違反自由經濟規律的行徑。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首先,勞動力真的可以被看作為一般「商品」嗎?而更重要的是,工資的水平真的可被看成為「等價交換」的結果嗎?

    自馬克斯以降,無數學者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們指出,把勞動力看成為一種可隨意買賣的商品,是對人性的嚴重扭曲。這是因為人是有思想、感情、個性和尊嚴的個體,與汽車和電視機等商品不能同日而語。

    另一方面,工資水平絕非「等價交換」的結果,這是因為老闆和工人之間的關係是絕不對等的。老闆擁有的是生產資料和工具。與此相反,所謂「手停口停」,工人除了他的勞力便一無所有。猶有甚者,老闆擁有的貨物今天不賣可以明天賣,但工人的勞力今天賣不出則無法留待明天。所謂「市場價格」的工資,是把兩者間的不對等關係隱瞞了。

  • 27Sep

    筆者求學時期即認識到馬克斯的「剩餘價值理論」,卻一直覺得十分牽強毫無說服力。豈料歷經蘇聯解體和全球化巨浪的數十年後,卻對這個理論刮目相看。

    其實大學畢業不久的八十年代初,一次對經濟學的短暫涉獵已經埋下了伏線。事緣我與一班好友成立了一個名叫「振思社」的組織,並每月聚會討論一個特定的議題。其中一次的題目是「資本主義」並由我進行背景資料搜集。我於是強迫自己看了幾本有關的書籍,並從而首次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生產力論」。

    「邊際生產力論」的提出被稱為經濟學的一趟革命。的確,初看起來這套理論十分迷人,較馬克斯的論述可科學得多。但到了後來,一個困惑卻是揮之不去。那便是在「邊際分析」之下,無論土地的價格(租金)、資本的價格(利息)、勞動力的價格(工資)以及商品的價格,其水平都是由「供、求關係」以及各自的「邊際效益/生產力」所決定,那麼在所有東西都被確定下來以後,哪還有餘下的空間以容納「利潤」的存在呢?

    事實上,在我所看的書籍中(大部分是大學一年級的經濟學課本),「利潤」是一個完全「失蹤」了的題目。當時的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大家當然隨時可以登上《維基百科》查閱 profit一詞的解釋。它指出「超額利潤」是「壟斷」的結果,而「正常利潤」則是「經營成本」的一部分。當然,它亦指出這兒的所謂「經營成本」不是實質的東西,而是企業家的「機會成本」,以及對他們「投資風險」的一種回報。

    我們都知道「利潤」是「收益」減去「成本」剩餘下來的東西,如今把它當作為「成本」的一部分,那不是偷換概念的一筆糊塗賬嗎?與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比起來,我直是有一種「兩個爛蘋果,迫我揀一個」的感覺!

    但我為什麼說我如今對剩餘價值論刮目相看呢?這是因為我已懂得把「剩餘價值」不當作一種實質性的東西,而當作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來看(不用說這正是馬克斯的原意)。這種關係的本質,是「受僱勞動」在某一特定時間的「總勞動成果價值」必須大於相對應的「工資價值」,否則利潤便無法實現。事實證明,這一觀念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較邊際理論大得多。

  • 27Sep

    大家是否都聽過以下的言論:訂立「最低工資」不但會打擊經濟,至令不少企業因成本上漲無法經營而倒閉,更會因此而推高失業率,最終是「好心做壞事」,令低下階層的處境變得更差?

     的確,如果我們以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經典「供、求變化關系圖」來作出分析,設定最低工資即等於把現實中的最低一層工資提升,也就是把勞動力的「價格」提升,結果必然令企業對這一層次的勞動力「需求」下降,而導致失業率上升。一些論者更認為,這會透過所謂「漣漪效應」,影響到其他層次的就業率。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過去數十年來,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先後訂立了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眾多的實踐經驗證明,上述危言聳聽的結果沒有出現。相反,這種保障確實令基層勞工的生活得以改善,也令他們工作時更有尊嚴。

    經過了激烈的爭論後,香港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終於建立了這個制度,而至今的實踐,亦與眾多國家的經歷相似。

    為什麼現實和理論有這種差別呢?當然是因為經典理論便有如「瞎子摸象」中的瞎子,雖然摸著了象鼻(大象最明顯和突出的部分),卻仍並非等於大象的全部。最明顯的忽略之處,是最低工資提升了基層市民的購買力。要知與富裕階層不同,基層的日常開支往往佔了他們收入的一大部分。由於收入增加了,這些人的消費自會明顯上升。以凱因斯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需求總量」(aggregate demand)增加了。結果當然是市道更暢旺,企業需要更多人手。

    最低工資保障也令工人工作時更有尊嚴更為專注(起碼他們不用做兩、三份兼職以維生),結果是生產力提高了而企業得以受惠。工人流動性的降低亦會減少僱主因為要頻頻招聘和訓練新人的成本。此外,工人生活更有保障亦會較樂於參與各種培訓以提升技能……凡此種種,都不是簡單的「供、求關系圖」所能揭示的。

    正如不少人指出,本港中、小型企業面對的最大困難並非來自工資上漲,而是租金的不斷升。但租務管制所涉及的問題較最低工資更為複雜,因此也更具爭議性。傳統經濟學教科書固然有一套說法(可參考Wikipedia條目Rent Control中反對租務管制的論據),但若想看另類的分析,筆者推薦由Moshe Adler所寫的《Economics for the Rest of Us一書。

  • 28Jun

    我們常常說:「人生的要義在於分享。」又說:「施比受更有福。」並且以此來教導小朋友和年青人。然而,在現實世界裡,成年人的唯利是圖卻與這些教誨相距甚遠。難怪很多年青人都覺得成年人是「講一套、做一套」,失望之餘一是變得憤世疾俗,一是變得更加唯利是圖。筆者多年來即已指出,年青人世界的問題,大多是成年人世界問題的縮影吧了。

    本文的論旨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相信大部分人一看到「對遺產設限」,都會本能地激烈反對。但既然「分享」是人生的要義,那麼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為甚麼不把我們的財富與所有人分享呢?

    我們常常說:「好仔不食爺田地、好女不貪嫁妝衣」,以表示有志氣的人不應貪圖祖蔭。投資專家曹仁超先生常說的一句話是:「千金難買少年窮」,意即成長期間物質過分豐裕的話,便很難培養出一個人的志氣與獨立能力。按照這個道理,離世時把大筆遺產留給子女不是幫了他們,而是害了他們。

    在以往,政治權力的世襲被視作理所當然。按照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這當然不再被接受。同理,經濟權力的世襲在今天仍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就筆者看來,這種世襲也將於不久的將來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裡去。

    以上是從人生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問題。以下,讓我們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看看對遺產設限帶來的種種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可以藉此減低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令社會更加和諧穩定。

    這個好處固然顯而易見,但亦包含著大部分人都可能沒有留意的一面。原來按照一些社會學家於過去十多二十年的研究,只要達到一個小康的水平之後,一個社會內的各種問題如暴力罪行、酗酒、精神病、青少年濫藥、輟學、少女未婚懷孕、甚至癡肥等等,都與這個社會的絕對富裕程度關係甚微,反而與這個社會中的貧富懸殊程度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假如兩個社會的富裕程度相等,貧富懸殊程度較高的那個出現的問題也會較為嚴重。(詳情可參閱由Kate Picket 與Richard Wilkinson合著的 The Spirit Level –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2011) 。)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社會是一個病態和不可持續的社會,而限制遺產的繼承即限制了財富的跨代累積,是減低貧窮懸殊的一項有效手段。

    致於第二個好處,是按照傳統的經濟學分析,等量財富為一個人帶來的效益,會隨著這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增加而下降。這當然便是著名的「邊際效益遞減原理」(Law of Dimishing Marginal Utility)。舉例來說,對一個擁有十億元的人來說,一萬元帶來的額外效益很小;但同樣是一萬元,對一個只是擁有十萬元的人帶來的效益則大得多。按照這個道理,如果我們對遺產設限而把富豪所剩下來的財富給予社會上更有需要的人(例如透過政府的福利政策),則社會的整體效益(total utility)將會大大增加。「整體效益最大化」當然是經濟學的主要目標。

    同樣從經濟學出發,上述的財富共享亦會大大刺激經濟,令社會的經濟發展更為蓬勃穩固。為甚麼這樣說呢?原因是富人即使生活如何奢華,他們的消費也只會佔總收入的一小部分。相反,對於低收入的階層,他們的消費(主要用於生活所需)相對於收入的比例則大得多。也就是說,提高富人的收入不會顯著提高社會的總體消費(按凱因斯的術語是「總需求量」(aggregate demand)),但提升窮人的收入則會大幅提高總體消費,從而令百業更為興旺。(不錯,窮人的消費水平不高,但他們的數目卻也比富人大很多倍。)

    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自零八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重點,是一方面出現過量的資金和過剩的生產力,而另一方面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廣大人民(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及各國的低下階層)卻連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也未能滿足。這種需求和供應上的錯配,當然是全球化下貧富懸殊不斷加劇的惡果。我國過去數年來不斷強調要擴大「內需」以振興經濟,正正便是要扭轉這種「生產過剩」(over-production)和「供應不足」(under-supply)並存的錯配形勢。而將財富由富裕階層適度地轉移到低收入階層,是提升總需求量和振興經濟的最佳辦法。(有關的分析可參閱由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Joseph Stiglitz領導的聯合國小組所發表的報告The Stiglitz Report –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2010),中譯稱《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

    對遺產設限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減低經濟的劇烈波動,從而增加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此話何解?原來按照不少經濟學家的研究,財富的極度集中,是導致經濟泡沫的元兇之一。道理十分簡單,由於富豪擁有的財富遠超他們生活所需,剩餘的財富便必須尋找出路。這些巨額財富被投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之後,必然會把價格推高。另一方面,大量剩餘財富亦會追逐高回報但風險也愈來愈高的衍生性投資產品。結果是,一方面出於亢奮情緒一方面也害怕「蘇州過後無艇搭」,即使中產階層也會被捲進這種投機炒賣的狂熱之中。各種資產泡沫於是不可遏止地膨脹,直至爆破為止。
    對遺產設限可將富豪的剩餘財富疏導至更為建設性的用途(例如改善社會的基礎設施),防止它們對經濟作出破壞。

    談到破壞的話,富豪間爭相炫耀的奢華生活(私人飛機、私人遊艇、豪華轎車和超豪華的巨宅和私人會所等),亦導致了與他們的數目完全不成比例的資源虛耗和生態環境的破壞。面對全球暖化生態崩潰的巨大威脅,我們絕對不能容許這種少數人的破壞行為繼續下去。對遺產設限是減低這種驕奢浪費的方法之一。(另一個辦法當然是徵收累進性的奢侈品稅。)

    讓我們回到經濟學的理念方面。推崇自由市場的人邏輯上必然推崇自由競爭,因為如果沒有了自由競爭,又何來自由市場呢?然而,自由競爭的一個大前提是大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之上」。試想想,假如校運會其間,校長的兒子可以在起步線前面十步起跑,這種競賽還有什麼意義呢?正是由於這個邏輯,即使鼓吹「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經濟擁護者,也會同意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盡量創造一個公平的競技場所(a level-playing field)。

    但請大家想想,那些「含著銀匙羹」出世的、一早便繼承了整個企業王國的「富二代」、「富三代」,不是等於站在起跑線前一百步的跑手嗎?對於絕大部分的其他人來說,他們一開始便已「輸在起跑線上」,往後還談什麼自由競爭呢?

    當然,企業王國透過「大魚吃小魚」(收購合併)而不斷把市場壟斷,也令競爭變得愈來愈不「自由」。我們都知道「有競爭才有進步」,但壟斷令競爭一步一步的萎縮,社會便只有原地踏步,而消費者也只得任由壟斷者魚肉。

    也就是說,愈是支持自由經濟的人,愈是應該支持對遺產設限這個建議。

    近年來,我們常常鼓勵青年人應該有創業和拼搏精神。筆者對此原則上並無異議(想將社會上的失業問題推卸到年青人身上的則另作別論)。但「地產霸權」和「富二代」、「富三代」等不公現象,正是挫折年輕人創業和拼搏的元兇。要盡量發揮年輕人的創意和拼勁,對遺產設限是一個有力的手段。
    上文曾經提過「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問題,筆者想再作一點補充。在過往,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往往是結合一起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王土」上的一切財富,理論上都由統治者所佔有。相反來說,經濟權力當然也可在某一程度上被轉化為政治權力,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便是著名的例子。但總的而言,這種轉化並不容易,在「重農輕商」的中國則特別困難,正因如此才有所謂「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的說法。

    然而,在現代社會,這種情況卻被顛倒過來。在自由開放的國家,領導人收受薪酬以外的任何經濟利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前特首曾蔭權的個案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即使有如中國大陸般威權專制的國家,前總理溫家寶被揭發家屬擁有鉅額財產,也令溫總尷尬不已。也就是說,以往輕易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權力」的做法已為現代社會所不容。

    與此相反,將強大的「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做法卻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這種情況在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的美國最為顯著,並已被冠以「財閥統治」(plutocracy)之名(美國高等法院於2010年的一項判決中,進一步「維護」了「商業機構資助聯邦選舉候選人」的「權利」)。但這並不表示其他國家沒有同樣的情況,只是程度上各有差異吧了。

    在民主自由的國家,「政治權力」的運用不停地受著傳媒和輿論的監督。然而,「經濟權力」的運用卻在「商業運作」和「商業保密」的護身符下不受監管。由此看來,較諸「政治權力」的濫用,「經濟權力」的濫用是對現代社會核心價值的更大挑戰。我們真的要捍衛自由民主的話,便必須大力限制「富可敵國」的大財團、大財閥和跨國企業等對民主政治的影響,而最好的辦法是從源頭著手,透過對遺產設限以防止這些集團的出現。(另一個手段當然是制定和嚴格執行反壟斷法。)

    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說過:「能夠支配其他人的經濟權力不應該屬於個人。不帶有這種權力的私有財產則可以被保留。」(Economic power over other human beings must not belong to individuals, but such private property as does not confer economic power may survive. )筆者如今所鼓吹的,正是本著羅素這種精神的一項倡議。

    可以這麼說,取消經濟權力的世襲,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必由之路。

    至今我們終於可以談談有關「設限」的這個「限」是多少了。老實說筆者對此不是太過關切,因為整件事的重點是原則問題而非數目問題。當然,如果這個數目定得太高,文中提到的種種好處便不會顯著。如果定得太低,則剝奪了父母想為子女提供較好物質生活的權利。在權衡兩者之後,筆者大膽地提議「每個子女五億港元」這個上限。我的一個考慮是,假如一個父母親想把一所價值數億的豪宅留給其中一個子女自住,也不會因為價值超過了上限而無法做到。

    對一般人來說五億當然是天文數字。但請想想它會帶來的好處。假如一個富豪的身家有一百億,則即使他有十名子女,他也會有五十億留下來貢獻社會啊。我們常常教導年青人應該「取諸社會、用諸社會」,這不正是將理念付諸實踐嗎?(更現實的一種情況是他(她)只有五名子女,則富豪的身家即使只有五十億,社會還是會有廿五億的得益。)

    一些人可能會說,不少富豪本身都已是大善家,我們為何不多些鼓勵社會上的「捐獻文化」(donation culture),就像比爾‧蓋茨和華倫‧畢菲特所做的一樣,而不是強制性地要他們把遺產捐出呢?

    但事實擺在眼前,畢菲特在香港和內地設下「豪門宴」時,有多少富豪出席了呢?而即使出席了,又有多少真的追隨他的做法呢?再看曾蔭權在任末期所創立的「關愛基金」,政府一廂情願地提出商界與政府各出一半以扶助貧弱,到頭來商界的反應如何?

    好了,假設我們真的對遺產設限,那麼每次富豪去世時,我們對剩餘的財富應該如何處理呢?最簡單的當然是撥入政府的庫房。但以香港為例,更好的方法可能是撥入公益金、關愛基金、外匯基金或一個以促進環保產業(特別是潔淨能源)為目標的「綠色基金」。如果遺產是公司的股份的話,政府會變成股權持有人。而假如政府因此而成為大股東的話,更可以借此機會把公司由傳統的企業轉為不以盈利為最高目標的「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要知過去十多年來,雖然不少有心人士(最著名的當然是孟加拉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尤納斯(Muhammad Yunus))積極推動「社企」,但在「以盈利為企業主要目標」的世界主流下,這一運動始終擺脫不了「邊緣」的性質,而無法起到真正改造資本主義的作用。對遺產設限的一個「意外收獲」,可能是將「社會企業」變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主流,從而根治「資本累積」不斷擴大所帶來的生態危機和經濟危機。

    當然,一些人可能以「有違人權自由」來駁斥這個建議。但人類從來便要在「人權自由」和「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我們的入息過了某一上限便沒有「不納稅」的自由、我們在公共場所沒有吸煙的自由、飲酒後便喪失了駕駛的自由、在騎電單車時沒有不帶頭盔的自由;此外,我們沒有賣血、賣淫、賣器官、賣黃牛飛的自由;從商的人也沒有合謀定價、放高利貸、推行層壓式推銷、在廣告中作虛假陳述的自由等等。以上每一項都可以被批評為「剝奪個人的人權自由」,但在公共利益的大前提下,都被社會普遍地接受。

    我不是說「對遺產設限」所帶來的公共利益必然大於它對人權自由的剝奪,因此必須立刻推行。我想說的是具體問題必須具體考察,而整件事情應該交由社會大眾作出全面、深入和理性的討論。「剝奪人權自由」不應被視作一個最高原則而成為這種討論的「攔路虎」。

    另一個批評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富豪(以及他的律師團)總有辦法以種種途徑來避過這種限制。這個說法當然有理,但也可用於所有稅收之上。要知「個人入息稅」在人類歷史上只是十分晚近的一回事(在英國是二百年左右,在美國則只有一百年多)。要是當年的人知道今天人們各種巧妙絕侖的逃稅避稅的方法,他們也可能搖首嘆息取消開徵這種稅項的念頭。如何杜絕富豪繞過限制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這是一個技術問題而非原則問題。

    最後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對遺產設限」似乎是損害富人利益的一項建議,事實卻可能相反。請看看歷年來多少富豪在晚年期間,都受到子女間爭奪遺產的惡行所折磨,你便會領略到假如每個子女的所得早有限定的話,大富之家的人倫關係將會變得如何融洽與和諧得多。

    如果他們認為本文言之成理的話,香港的經濟學者何不發起有關的社會討論以創歷史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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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Apr

    筆者一年多前成立了「繁榮反思小組」,並以此名義參加了二零一二年的「七

    ‧一大遊行」。不久,我們收到了一個稱為「左翼廿一」的組織邀請,先是出席一個名叫「稅制公義,關你乜事」的研討會,然後是一個有關二零一三年財政預算案的論壇。後者的主辦單位雖然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的社會科學系,但四位講者中有兩位是「左翼廿一」的成員。(其餘兩名則是筆者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

    在香港,打正「左翼」的旗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所以我對「左翼廿一」這個團體的存在既感到詫異,亦感到一份油衷的敬意。

    什麼是「左」?什麼是「右」?這在香港是一件十分令人迷惘的事情。表面上,中國大陸奉行的是共產主義,那當然是左。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奉行資本主義,那當然是右。那不是十分清楚嗎?

    但很多人亦知道,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大陸是「極左」,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大右轉」。(毛生前便直斥鄧為「走資派」。)三分一個世紀過去,有識之士都指出,大陸現時奉行的是較香港還要徹底的資本主義。它跟香港的主要分別已不在於經濟制度,而只是在於政治上的一黨專制。香港的「左派」跟馬克斯、列寧等思想已毫無關係,而只是中共政權(這個「共」只是徒有其名)的附庸吧了。

    那麼鼓吹「左傾」是不是要回到毛澤東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呢?近年來,大陸確有環繞著「左與右」的「大辯論」,而薄熙來的「唱紅歌」便是「左傾」的表表者。薄熙來雖然下了台,但這鼓「左風」仍在。究其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已大量浮現,貧富懸殊與社會不公令人民忍無可忍。一部分鼓吹左傾的人固有其個人的目的,但大部分人的目的是重建社會公義。而當權者高調地說「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留意永遠只是局限於經濟層面而不包括政治層面),經已變成了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黨內、外的「紅色資本家」)的一種說辭吧了。

    自「六‧四」以來,香港的政黨便分為建制派與反建制派兩大陣營,後者又往往被稱為「泛民」。筆者從來都是「泛民」的支持者,但最令我痛心的,是「泛民」永遠只是看到中共(港共)專制的醜惡,卻看不到西方殖民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和美國霸權的巨大禍害。「零八金融海嘯」的一個好處是引發人們對此的反思。「反對中共專制」與「反對資本主義」這兩種在過往好像不相容的事情,已經悄悄地成為了年青一輩的新共識。「左翼廿一」這類團體相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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