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市場經濟源遠流長
人類的經濟活動，遠遠早於經濟學的興起。而市場經濟的發達，亦遠遠早於阿當．斯密（Adam Smith）對「無形之手」的闡釋。我們只需看看「清明上河圖」中的繁榮景象，便知我國古代的市場經濟是如何蓬勃。事實上，一些西方的學者曾經指出，宋代的中國無論在文化、商業、科技和工藝製作上，都遠超當時的世界水平。這時的中國，實在已近似於歐洲在工業革命前期的狀況。（Mark Elvin所寫的The Patterns of China’s Past對此有精闢的論述。）當然，由於種種的原因，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否則世界的歷史將會改寫。
可笑的是，今天仍然有人認為，如果我們不完全服膺於「新古典學派」及其衍生的「新自由主義」（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經濟學理論，我們便是「不懂經濟」，或更嚴重地說，是「漠視市場規律」，甚至是「反對市場」。
這令我想起多年前在澳洲悉尼唸「科學哲學」時讀到的一句令我啞然失笑的說話︰「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的貢獻，便有如鳥類學家對鳥類所作的貢獻。」（亦即毫無貢獻！）的確，世界沒有了經濟學家，經濟仍然會運作 —— 甚至可能運作得更好！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下的名句是不少人所熟知的︰「今天令我們身受其害的經濟政策，往往是政客和官僚根據二、三十年前某些三、四流的經濟學家一些過時和謬誤的經濟理論所制定的。」
筆者絕無反對經濟學的意圖。事實上，作為人類經濟實踐的經驗累積和總結，我深信經濟學可以協助人類解決社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問題，其貢獻當可大於鳥類學家之於鳥類。我所反對的，是已然變成了一套意識型態、不容置疑的經濟學。過去數十年來，這套經濟學已把世界推向災難的邊沿。Enron）事件和「世通」（Worldcom）事件之後所制定的「沙賓斯—奧士尼法案」（Sarbanes-Oxley Act）一樣，不單於事無補，還令世人自以為經已汲取教訓，最後又掉回舊有的巢窠，又再為下一次大崩潰鋪路。
但當海平面不斷上升、河流不斷枯乾、風暴愈來愈猛烈、熱浪一次比一次致命、農業頻臨崩潰、瘟疫一次比一次猖獗之時，我們將會發現，經濟崩潰已經不是我們最大的問題，因為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的基本生存條件，已經被我們破壞得幾近殆盡……。
第一章 「新右回朝」
筆者求學時期，讀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勞思光的《歷史的懲罰》等書，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禍害深痛惡絕。另一方面，我亦讀了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到奴役之路》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選擇的自由》，並深深認同民主自由 —— 包括經濟自由 —— 的可貴。然而，經過了數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我對極權與專制的痛惡絲毫未減，對假借「自由經濟」而推行的種種政策卻是愈來愈感懷疑。羅曼．羅蘭所說的︰「自由、自由，多少惡行假汝之名而行！」似乎正是現實世界的寫照。
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是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與1980年列根上台。我隱隱看出，隨後而來的社會氣氛明顯與以前的有所分別︰工人運動大幅退潮、福利主義被受批判、私有化的浪潮此起彼伏、外判制和合約制愈趨普及、「沒有免費午餐」成為了人們的口頭禪、人們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不久，我從西方的傳媒中看到了“Return of the New Right”的字眼，我對這個現象於是有了一個稱謂︰「新右回朝」。
就我個人的直接體驗而言，剛受聘為天文台科學主任的我於1980年前赴英國接受氣象訓練，其時戴卓爾夫人剛剛上台。我一抵達便聽到有關英國大學生對大學大幅增收學費的激烈抗議行動。不久，亦得知我最喜愛的博物館 —— 自然歷史博物館 —— 將由免費參觀改為收費進場。而英國郵政局的電信部分則變成了私營的公司。
回港後不久，我負責天文台的氣象電信工作，與長駐天文台的大東電報局同事十分熟絡。最初，我深深感受到這班同事對「大東」的忠誠和歸屬感，可是不久，我得悉他們公司的政策有變，而這班同事對公司的態度亦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員工的士氣大不如前。1984年，新西蘭的氣象局進行私有化計劃，對於竭誠為市民服務，並以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己任的我們這班天氣預報工作人員，這一消息更帶來了不少困惑和衝擊。氣象服務成為了「一盤生意」？一個重大的疑問不禁油然而生︰我們正進入一個怎樣的世界？
但老實說，我對「新右回朝」的較深入認識，還有待我於九十年代中期，在澳洲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對全球化這個現象進行深入考察期間才作出。不久，我從全球化認識到「華盛頓共識」、再而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再而認識到「新右回朝」的更深遠歷史根源。
「新右回朝」的源頭，至少可以追溯至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眾所周知，美國的右派對羅斯福為挽救經濟而推出的「新政」（New Deal）深痛惡絕，並直斥羅氏為共產主義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未有「圖謀復國」的機會。大戰後，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今天，不少人都知道全球的政、商領袖每年在瑞士達沃斯（Davos）所召開的高峰會「世界經濟論壇」。較少人知的是，早於1947年，一群深信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拯救世界的精英分子，已在瑞士的一個雪山之上策劃如何改變世界。與會者包括他們的精神領袖海耶克，以及剛剛出道的年輕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詳情可參閱由David Harvey所寫的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2007）及由Larry Eliott及Dan Atkinson所寫的The Gods that Failed（2008）。）
然而，事情的發展沒有他們預計中順利。經濟學家薩默森（Paul Samuelson） 於1948年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一紙風行。薩氏把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Walras的均衡理論與馬歇爾的邊際效用學說）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羅斯福「新政」的理論基礎）結合起來，進行了所謂「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並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了「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政府的調控與市場機制同樣佔有重要的地位。不用說，對自由經濟學派的人來說，這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觀點。
表面看來，作為共和黨人的美國總統尼克遜於1971年宣稱︰「我們現在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了！」乃是自由經濟學派最低潮之時。然而世事就是這般波譎雲詭，就在尼克遜作出這一宣稱之時，潮流已經開始轉向。在數十年的苦心經營之後，「右派」勢力終於在石油禁運導致的「滯脹」（1973-1979）、海耶克與佛利民先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1974、1976）、中國「走資派」抬頭（1978）、英國經濟因工會勢力過大而一蹶不振等等有利因素底下，重整旗鼓捲土重來，並先後透過戴卓爾夫人與列根兩位代言人，在大西洋彼岸相互呼應，重新奪取政權。整整三十年來，全世界無一處不受這趟歷史轉向所影響。
第二章 「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
「新右回朝」以來，蘇聯解體、東歐走資（1991 / 92）、印度放棄計劃經濟（1992-94），佛利民兩次被邀到訪中國（1980、1988）……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一支獨秀，美國更成為世界上的獨一超強。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指導之下，西方更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大力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2005年，弗列曼（Thomas Friedman）極力推崇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一書風靡全球，可說是自由經濟主義風騷盡顯的一刻。但歷史再次展示出它諷刺的一面，因為在世人 —— 特別是那些唸商管的人 —— 在猛讀這本書之時，全球化已經開始退潮。例如WTO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會談，在翌年即陷入了僵局。
但我們已走在故事的前頭。讓我們先看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政策綱領究竟是甚麼。（為甚麼要加上「新」字呢？這是因為在西方的政治哲學中，一早便有「自由主義」（Liberalism）這套思想，但Neo-liberalism所注重的是經濟而非政治層面。當然，它的擁護者深信，只有完全的經濟自由，才能真正保障政治上的自由。）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一般包括︰
（1） 私有化（Privatization）
（2）解除行業規管、引入市場競爭（De-regulation）
（3） 取消關稅、推行全球自由貿易（Free trade）
（4） 取消外滙管制、容許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Free Flow of Capital）
在上述的大前提底下，往往還包括以下的政策︰
（1） 解散工會（或至少「分而治之」）
（2） 削減社會福利
（3）推行「低累進性」的稅制（或直接向富人 / 大企業減稅）
（4） 推行外判制（Outsourcing），對於跨國企業則是「離岸生產」（Off-shoring）
（5） 推行合約制，取消長俸制，並把退休保障變為金融投資項目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上述政策的指導原則，那必然是「效率」（Efficiency）。「辦事有效率」當然是好事，但那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在經濟學中，效率的含義可重大得多。它指的是「資源的最優化配置」（或「最佳的運用」，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在經濟學中，這可以說是「最大的善」。
如何能夠達至最高的效率呢？答案當然是「市場機制」。這是因為「市場是最聰明的」（The market knows best.）。正因如此，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必然會破壞市場的秩序，降低市場的效率。政府唯一的角色，對內是維持治安，對外是負責國防。除此之外，政府愈少干預愈好。（當然，如果大家有看過荷李活電影Robocop，便知即使維持治安，也有可能成為被私有化的對象。）
以上的「遊戲規則」，便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一部分。在國際的層面，這一「共識」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援助」一些發展中國家時所要求的「結構性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方案︰在完全開放市場的同時，還須大幅削減公共開支以保持平衡預算，以及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以遏止通脹等。（布殊年代的「華盛頓共識」還包括「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等軍事霸權主義。但本文討論的，是「共識」中的經濟 — 或經濟霸權 —— 的部分。詳情可參閱Joseph Stiglitz的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及David Held等人編著的Debating Globalization。）
如果有人指出，上述的一系列政策可能會導致貧富極為不均，那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稅制或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的政策，以改善窮人的生活，並達至一個較為均富的社會呢？
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人會立即鄭重地指出︰這種做法萬萬不可。原因是這些「劫富濟貧」的政策會打擊人們創富的動力，到頭來只會損害經濟的發展與繁榮。我們應該做的，是致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當財富增長了，窮人所分到的份額即使沒有增加，它的絕對值也會隨著加大，而他們的生活亦會有所改善。也就是說，只要將蛋糕愈做愈大，則所有人都會受益。這套基於「水漲船高」（The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的理論，便是著名的「滲滴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
過去三十年來，這套理論成為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政策指引，「全球化」的巨浪於是席捲全球。通過了大量的收購和合併，超級跨國企業迅速膨脹。而全球流竄的「熱錢」，很快便超越「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總額。一些論者宣稱，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裝了噴射推進器」的資本主義時代（Era of Turbo-capitalism）。
結果有目共睹︰世界的財富驚人地增長，但貧富懸殊的現象 —— 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與國之間的 —— 卻也變得愈來愈嚴重。世界的赤貧並沒有消失，而即使是富有國家內的中產階級（特別在美國），實質收入不升反降，卻靠大量借貸繼續消費，以維持「自我感覺良好」。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提出的「M型社會」，正道出了發達國家中的中產階級正不斷受到侵蝕這個現象。
另一方面，三十年來的泡沫經濟和金融風暴一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史所未見（1982年墨西哥、1985年智利、1989年美國、1992年瑞典、1997-98年東亞、1998年俄羅斯、2001-02年阿根廷、2007年美國……）。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終於暴露了這種經濟模式的不穩定性。經濟衰退導致財富損失和大規模失業。而主要受害的，當然不是政策的推動者，而是與制定這些政策完全無關 —— 卻被逼參與這個遊戲 —— 的平民百姓。（當然，這並不表示這些平民百姓未曾在這場遊戲中嚐過甜頭。正是這些甜頭令他們聽從「莊家」的鼓動繼續玩下去。）
但要數「全球超級資本主義」的最大禍害，長遠來說必然是全球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的破壞，以及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如果說2008年金融崩潰是一趟嚴重的「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則全球暖化是一趟後果嚴重百倍的市場失效。
第三章 富饒中的貧困 — 一個顛倒的世界
以全球的GDP計算，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繁榮的一個世界。然而，這也是一個財富極度不均的世界。人類每年所生產的財富，百分之八十由不足百分之二十的人所享用。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個人，其財富的總和，竟超過世界上最貧窮的二十五億人的全年收入。每天靠少於2美元收入維生的人達二十億，亦即接近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每天收入少於1美元的極度貧困人口，也有近十億之多（即等於中國抗日時人口的兩倍多！）。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聯合國即已作出緊急呼籲，要求發達國家每年至少把GDP的百分之零點七拿來援助經濟落後的國家，以盡快消滅世界上的貧困。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美國所提供的援助自列根上台後不加反減。近年援助的數額往往低於GDP的百分之零點二，在排行榜上幾乎倒數第一。
美國標榜自己是一個尊重人權與推崇人道主義的國家，她如何解釋這種令人齒冷的行為呢？很簡單，一班有識之士指出，簡單的金錢援助無助於解決問題，甚至可能令問題更難解決。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這些落後國家全面地擁抱全球化，並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找到致富的商機。
如果你覺得這個答案令你感到難以接受，那麼請你再看看以下的這些事實 —— 在科技突飛猛進、生產力以倍數提升、物質空前繁榮的這個時代，為甚麼會出現以下的怪現象︰
l 人們的工作時間反而愈來愈長、工作壓力也愈來愈大？
l 以前一個人在外工作已大致可以養活一頭家，如今夫妻兩人往往需要同時工作（即所謂Double Income）才可維持家計？
l 愈來愈多的受薪階層被轉為沒有福利保障的外判員工，而層層的外判令工資被壓縮至難以維生的地步？
l 為廣大的勞苦大眾爭取最低工資保障被認為是「好心做壞事」，因為這會「推高失業率」？
l 失業往往不再被看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是個人的問題︰我們必須不斷地「自我增值」以提升我們的「可受聘性」（Employability）？
l 大企業在出現盈利之時仍然進行裁員，理由是要「提升競爭力」？
l 責罵歸責罵，但市場的反應是，每次公司大幅裁員，股價不跌反升？
l 我們必須減低富人的稅（包括入息稅和公司利得稅）以刺激經濟增長？
l 富人的稅是減了，但各國政府還要相繼開徵「劫貧濟富」的銷售稅以增加收入？
l 各大城市竟要相繼大搞博彩業和興建賭場以增加稅收？（卻同時花費大量的公帑以宣傳賭博的禍害！）
l 政府和大企業無法付擔傳統的退休金支出，轉而強迫受薪階層把退休後的生活保障付諸高風險的金融市場？
這便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美麗新世界」？
當然，對於上述每一個疑問，自由經濟主義者都會振振有詞地提出十足「合乎科學」和「合乎邏輯」的答案（例如「自由貿易理論」和「供應面經濟學」等）。「效率」（或稱社會效益）和「過渡性的陣痛」往往是這些答案的核心。但當我們留意到，這些「陣痛」影響的人從來都不包括積極推動這些政策的人之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不禁懷疑，答案是否真的如此「合乎科學」……。
直接地說，現代文明的一大秘密是，一套包含著巨大不公義的意識形態，已被包裝成一個不容置疑的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敢於挑戰這個「現實」的人，一是被嘲笑為不懂世務（特別是不懂經濟）、幼稚無知；一是被扣上左傾、激進和搞事的帽子……
宏觀來看，現今世界最大的一個顛倒，是金融和經濟的關係。金融本應為人類的經濟活動服務，是經濟的「僕人」而非主人。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由金融活動（大部分屬投機性質）衍生的「虛擬經濟」的總額，竟較全球「實體經濟」的GDP總值大上八倍之多。雖然本質上只是電腦中的一堆數目字，但當這些「虛擬財富」（實質上是債務）蒸發時，它所來的痛苦（包括企業倒閉和大量失業）卻是十足真實的。
世情顛倒的最新一個例子，當然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巨型金融機構申請破產保護，因極度貪婪而陷世界於水深火熱的高層人員，臨走時竟還可獲得巨額的薪金和花紅。政府拿納稅人的血汗錢來「救市」，一般平民百姓積蓄盡喪則只能徒呼奈何。無怪乎不少論者批評美國政府是「對華爾街奉行社會主義，對平民百姓則推行資本主義。」（It’s socialism for Wall Street, and capitalism for the rest.）其實何止美國政府，各國政府的政策大都同出一轍。對於所謂「救市不救人」的批評，政府和學者的回應當然「情理俱在」。但溯本尋源，我們要問的是，我們為何會讓社會發展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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