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
大家可能以為，民主黨的奧巴馬擊敗麥凱恩成為了美國總統，統治這個星球達三十年的「新右皇朝」終於成為歷史。然而，即使開罪大家筆者也不得不再說一次，這種想法實在太天真了！由於其中牽涉極其巨大的利益，有關的利益集團絕對不會這般甘善罷休。筆者膽敢說，從奧巴馬當選的那一天起，這些集團便已開始精心部署並作出長期規劃，以圖東山再起、捲土重來。
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趟「復辟」，是法國革命之後的拿破崙稱帝。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更重大的一次復辟當然是袁世凱的稱帝。但一些論者認為，一趟隱蔽得多但影響現今世界更為深遠的復辟，是二次大戰後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所出現的「新右回朝」復辟行動。不少共和黨人把列根看成是一個英雄，但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他只是一個龐大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已。他的上台，乃是一個歷經長時間部署和苦心經營的計劃的最後一步。（可參閱由Kim Phillips-Fein所寫的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2009）。）
金融海嘯的爆發和一個黑人的民主黨總統上台，對「新右」當然是十分沉重的打擊。但我們必須認清的一個事實是，他們的實力並未受到根本的動搖。也就是說，一趟巨大的復辟圖謀是在所必然的，我們對此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筆者更要指出的是，這已遠遠超越了政見之爭的層面，因為我們如果不能扭轉以無休止的高消費作為美好生活的指標，以及不惜一切代價以追求經濟增長的社會發展模式，巨大的貧富差距與全球暖化所引致的氣候災難和生態崩潰，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動盪、經濟衰退、饑荒、瘟疫、難民潮、種族衝突以至戰爭。社會運動人士Jonathan Neale在他的新著Stop Global Warming, Change the World（2009）之中，即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席捲全球的歷史背景分析出發，指出在全球暖化這個問題上，「為何擁有權位與財富的人不會採取行動」。（這是其中一章的題目︰“Why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Will Not Act” ）
未來數年將是這場「復辟」與「反復辟」鬥爭的關鍵時刻。這既是一場「利益的對決」（Battle of Interests），也是一場「觀念的對決」（Battle of Ideas）。而筆者深信，後者的勝敗將主宰著前者的戰果。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他的《蕭條經濟學的重臨》一書的2009年新版（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之中，分析了過去數十年來全球經濟動盪的歷史之後，以如下的句語作結︰「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沒有特效藥可以迅速解決。但我相信，妨礙世界繁榮昌盛的唯一結構性問題，就是那些迷亂人心、陳舊落伍的教條。」
但迄今為止，這場「觀念大對決」的「戰況」究竟如何呢？就筆者所見，海嘯爆發之初，確實引起過人們一陣深刻的反思。但不出半年，隨著股市從拾升軌，不少人很快便把精力重新放於如何收復失地，而把這次海嘯的教訓拋諸腦後。事實上，大批佛利民的忠實信徒仍然佔據著學術界和大眾傳媒的「戰略高地」。其中一些更開始跳出來宣稱，資本主義本身沒有問題，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沒有問題，如今最大的問題，反而是提防有人利用這次事件反對資本主義，並趁機推行社會主義的制度。這種觀點不用說在美國最為流行，而矛頭已經直指奧巴馬及他的政府。（可參閱由Mark R. Levin所寫的Liberty and Tyranny – A Conservative Manifesto，以及由Dick Morris及Eileen Mcqann所寫的Catastrophe – How Obama, Congress and Special Interests are transforming a Slump into a Crash, Freedom into Socialism, and a Disaster into a Catastrophe…And How To Fight Back。）「帝國反擊戰」已經開始了。
再舉幾個例子。2009年2月23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便刊載了一封題為“The ‘Green Jobs’ Myth”的讀者來函，批評奧巴馬提出的「綠色經濟」及由此而帶來的就業機會只是一個騙人的神話，而維護傳統的石油工業和煤礦工業才是「復興之道」。4月30日的《金融時報》則有一篇讀者來函，題目直截了當是“No Alternative to Thatcherism”（戴卓爾主義之外別無選擇）。同年11月8日，《亞洲週刊》刊登了高盛（Goldman Sachs）一位國際顧問的言論︰「我們一定要容忍不平等，這為所有人製造更多的機會及令經濟更繁榮。」這句說話的背景是甚麼？原來是為金融機構在金融海嘯後仍向要員發放巨額花紅作出辯護……。
放眼世界，無論是香港還是外國的報章或是雜誌之中，深切反省並承認芝加哥學派已然失敗的文章可說絕無僅有。
芝加哥學派為甚麼仍然受到這麼大的支持呢？撇開利益的考量不計，芝加哥學派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就是在名稱上便已具有強大的誘惑性。試問世上有誰不喜愛自由？絕大部分人因此都隱隱接受了這樣的邏輯︰反對「新自由主義」即反對「自由經濟」，而反對「自由經濟」即反對自由！
但我們都被蒙騙了。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自由原來並非你和我的自由，而是「資本的自由」（The Freedom of Capital）。但你可能會問︰資本的自由不是個人自由的先決條件嗎？的確，上世紀中葉，哲學家波普爾的（Karl Popper）在他的巨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深刻地批判了共產主義的理念如何扼殺開放的、多元的社會。而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則雄辯地論證，沒有經濟自由便等於沒有社會自由，因此計劃經濟便等於「到奴役之路」。一直以來，我們都深信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能孕育出民主自由的制度。但過去數十年的歷史發展向我們顯示，過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原來亦會嚴重侵害民主和自由。歷史發展的弔詭是，在過往，我們為了民主自由而維護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同樣為了民主自由而批判資本主義。
筆者於早年的一本著作中即已指出︰民主發展在現今世界的兩大敵人，是專制的「技術官僚國家主義」（Technocratic Statism），以及較為隱蔽、但本質上同樣專制的「技術官僚企業主義」（Technocratic Corporatism）（The Quest for CyberCathay, 1998）。前者架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強調「穩定團結壓倒一切」；後者則強調「企業利潤（更漂亮的說法是「股東利益」）壓倒一切」。但兩者殊途同歸，都把民主作為「祭禮」用的犧牲品。
二十世紀是殖民統治退卻與民族解放的一個世紀，其成就當然值得我們雀躍與稱頌。然而，在眾多的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卻被另一項解放的「成果」所掩蓋，這便是「資本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Capital）。這一解放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最強有力武器。可以這麼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各族人民與西方「老殖民主義」鬥爭的歷史，而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則是各族人民與「新殖民主義」鬥爭的歷史。其中一個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是在經歷了偉大的民族鬥爭和解放之後的南非，已在這場新的鬥爭中落敗。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巨浪之下，南非已成為了資本家的最新樂園，曼達拉所追求的理想不少已經成為泡影……。（可參閱Naomi Klein的著作The Shock Doctrine中有關南非的部分；而電影《D9異形禁區》（District 9），則透過科幻的稜鏡折射出現實的醜惡。）
二十世紀的另一項偉大成就是婦女解放運動。但就像民族解放一樣，這一運動的成果亦受到商品化浪潮的嚴重侵蝕。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商業掛帥的巨浪之下，女性的胴體儼然成為了一種商品，或是一種商品的裝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為了爭取婦女解放而奮鬥的勇敢女性，假如她們看見今天的高級車展中，衣著暴露的少女像商品般陳列於人前，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復辟者要我們相信，一切如舊是我們唯一的選擇，而任何體制上的重大變更只會帶來災難。事實卻是，「一切如舊」已經不是一個選擇（Business-as-usual is not an option.）。現代文明的軌徑不作出根本性的改變的話，災難才真的無可避免。
讓筆者重申，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絕不新鮮，但它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不需要被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來捍衛。對，我們要維護市場，但市場最大的敵人（特別是共產主義崩潰以後）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奸商或是官商勾結。把批評市場失效的知識分子描繪成反市場的「左派」甚至「激進」人士，只不過是操縱市場的人為了轉移視線所用的卑劣伎倆。
第九章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學者貝坎（Joel Bakan）在他的著作《公司》（The Corporation, 2004）之中記述了以下的一個真實故事。1993年的聖誕日，美國加州一個母親正駕車載著四名六至十五歲的孩子從教堂回家。途中她在交通燈前停下來，卻被後面一輛收掣不及的車子撞上。她車子裡的油缸即時爆炸，車廂內頓時一片火海。她和孩子雖然被救出，但已遭到嚴重的燒傷。四個孩子中有三個的身體超過六成被燒傷，其中一個更要把手部切除。
事故的調查顯示，由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生產的這部車子之所以如此容易爆炸，是因為油缸被放得太接近車尾。受害人的律師於是以設計不符合安全標準而危及乘客安全來控告汽車生產商。法庭最後裁定生產商必須負上責任並作出賠償。
當然，任何金錢上的賠償也無法彌補這一家人的苦痛，但更為令人髮指的是，按照調查顯示，通用汽車原來一早便已知道這個問題的存在，並曾經作過多次類似的賠償。但他們為甚麼仍然售賣這種設計有問題的車子呢？原來按照他們的推算，以這部車子的平均銷量計，不改動設計固然會間中出現意外而要作出賠償，但每輛車子因此而增加的成本只是2.4美元。相反，改動設計會令每輛車子的成本增加8.59美元。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出發，通用汽車的高層決定不作出任何改動並繼續出售這款車。
法庭得悉這個事實後，除了罰款之外，還對通用汽車公司作出了嚴厲的譴責。但當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得悉這一事情，竟向加州的上訴庭提出上訴。在他們提交的聲明之中，特別強調通用汽車公司基本上沒有做錯。這是因為所有公司成立的目的都是為了謀取利潤，也就是為股東們謀取最大的利益。只要它的行為並未違法，「公眾利益」在公司的決策過程中不應納入考慮之列。以此出發，法庭強力譴責通用公司是絕不合理的。
各位朋友，你對這個說法有甚麼反應呢？可悲的是，美國商會這一觀點已儼然成為了人類現代文明的主導意識。事實上，當人們詢問佛利民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有甚麼意見之時，他的回答是︰「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便是謀取最大的利潤。」
從原則上說，佛利民沒有錯。企業不是慈善團體，如果它們不以利潤掛帥的話，將一早被市場所淘汰。正確的做法是，政府應該以社會大眾的利益角度出發，透過法例以對企業作出種種監管。然而，芝加哥學派所帶來的最大禍害，正是大肆抹黑政府的「有形之手」，並鼓吹「以市場取代政府」。尤有甚者，不少學者更協助企業向政府進行游說，要政府放寬甚至解除監管，令政策大幅向企業和富人傾斜。不用說，這些做法既涉及「認識」的成份，亦涉及「利益」的成份。
至此，筆者的矛頭似乎一直指向資本家和主流經濟學家，那麼是否說，我們全都是受害者？事實當然比這種看法複雜得多。從某一個角度看，我們不單不是受害者，而且是受益者。說得誇張一點，如果我們要尋找整件事的同謀的話，只需往鏡子裡一看便行！試想想，作為一個消費者，有誰不想買到「物超所值」的超低廉貨品？而作為一個投資者，又有誰不想「一本萬利」—— 即所買的股票轉手便賺取過百萬？而過去數十年的世界經濟發展方向，不正是盡量滿足我們作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這些要求嗎？可是，正如學者Robert Reich在他的著作Supercapitalism之中十分慨嘆地指出︰作為「公民」的我們，正在作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我們面前節節敗退。我們的心開始麻木了。即使我們看見遠方的饑荒或近在咫尺的貧困，我們都只會說︰世界就是這樣的了。如果你唸過經濟學，敢情會加上一句︰只有不斷的經濟增長才能幫到這些人啊。
筆者並不反對經濟增長，但問題是怎麼樣的經濟增長。過去數十年來，在鋪天蓋地的廣告浪潮之下，富裕國家的社會上瀰漫著一股「沒有明天」式的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笛卡兒的名句「我思故我在」的現代版本成為了︰「我消費，所以我存在」。市場上愈來愈多的「需求」並非自發的需要，而是被製造出來的。我們已經好像籠裡的白老鼠，在滾動著的輪子上拚命地追逐不斷後退的目標而無法自拔。
1973年，一本由學者E. F. Shumacher所寫的《小是美的 —— 以人為本的經濟學》（Small Is Beautiful –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在思想界引起過一陣熱烈的討論。然而，經濟學家都把它看成為一個浪漫主義者的夢囈而嗤之以鼻。三十多年過去了，這本書竟然於2008年出了三十五周年的紀念版，反映出書中探討的問題不單沒有過時，而且較當年更為迫切。
與此相呼應的是，踏進二十一世紀的頭數年，竟先後出現了三本由不同作者撰寫的書籍，卻都以「富裕流感」（Affluenza）這個創新的字詞為名（分別出版於2001、2005和2007年）。三本書的主旨皆十分接近，那便是人們的消費雖然不斷增加，快樂卻沒有隨著增加，甚至反而感到更不快樂！
與此同時，在世界上不少地方，卻連基本的生活條件也嚴重缺乏。而大自然的生態環境，則在經濟增長這個「硬道理」之下遭到空前的破壞……。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筆者同樣感到痛心的是，過去十多二十年來，當我們需要更多的科學家（包括氣候學家、生態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工程師以研究和解決人類面對的社會和環境問題時，大量年輕人的聰明才智卻被吸引到「以錢賺錢」的「金融創新行業」、以及千方百計鼓吹人們消費的廣告行業。在筆者看來，無論在個人的層面還是社會的層面，這種人才的浪費（Brain Drain）都是一種罪過。
1999年在西雅圖出現的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行動，是向「新右皇朝」宣戰的第一響炮聲。最初的反對力量承然是微弱的、分散的、甚至是雜亂的。但正如孫中山最初發動的起義一樣，這股力量只會繼續積聚而不會消失。自2001年起，一群來自全球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士開始每年在不同的國家召開一個名為「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會議，以抗衡每年皆在瑞士度假勝地達沃斯（Davos）所召開，並由全球數千名特級權貴所主持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這個社會論壇的口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不少有識之士早已指出，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和阻止全球環境災難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過去十多年來，全球公民運動（Citizen Activism）的兩大巨流︰以對抗全球暖化為主的「綠色運動」和追求社會及國際公義為主的「全球公義運動」（Social Justice Movement），已經滙聚成為一個浩浩蕩蕩的、跨越種族的、跨越國界的龐大運動。這個運動的一個最新而又最有份量的支持者，是《氣候變遷的經濟影響》（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2006）這一重要研究報告的作者斯坦恩爵士（Lord Nicholas Stern）。（可參閱Paul Hawken所寫的Blessed Unrest –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History is Restoring Beauty, Grace and Justice to the World（2008）及Nicholas Stern所寫的The Global Deal –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2009）。）
第十章 經濟學之重建
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人都把亞當．斯密作為他們的思想鼻祖。的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確提出了「無形之手」的概念，指出透過市場的機制，純粹出於私利的個體行為，合共起來卻會帶來集體利益的最大化。但我們在〈深層的學理批判〉一節中看過，這只是一個純理論的推導。它的大前提「完全競爭」在世界上即使存在，也僅屬例外而非常規。事實上，亞當．斯密比起他的無數後來者對問題看得更為深入透徹。在《國富論》之中，鼓吹自由經濟的人絕少會引述的還有一句話︰「同一行業的人很少會聚在一起……而討論到了最終，總會以如何損害公眾利益以自肥作結。」
更為少人留意的是，亞當．斯密還寫了一本名為《有關道德情感的理論》（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書。在這本書中，斯密明確地指出，人的良知和彼此關懷、追求正義的心，是任何社會及至市場經濟得以維繫和發展的基礎。這與新自由主義把人約化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計算機器，實在是一記當頭棒喝。
2008年，哈佛大學的資深經濟學家Stephen Marglin發表了一本名為《沮喪的科學 —— 經濟學家的思維模式如何破壞社群》的著作（The Dismal Science –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在這本書中，作者基於他在經濟學界的數十年經歷，以沉痛的筆觸指出，現代經濟學所鼓吹的思潮，正導致個人主義和功利計算的極度膨脹，從而嚴重破壞強調群策群力、守望相助的社群價值與友愛精神。嚴格來說，這書副標題中的「經濟學家」實應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對。作者沒有作出區分，當然是故意凸顯當今的經濟學已幾乎由新自由主義所佔據。但就本文而言，筆者認為副標題所說的並非必然。我們的任務，是要把經濟學重建成為真正的「經」世「濟」民之「學」。我們若能成功的話，社群的重建和昌盛並非不可能的事情。
毋庸諱言，現代經濟學的重建將是一項十分龐大而艱巨的工程。依筆者的愚見，首要改造的，是「經濟學只是有關客觀規律的應用而與價值抉擇無關」這一自欺欺人的觀念。孫中山曾謂「政治」是「眾人之事」，經濟學何嘗不是一樣？筆者絕不反對經濟學作為一們純學術的研究，甚至認為應該努力維護這種研究的獨立性和純潔性。但一旦這些研究成果離開研究者的房門而進入現實世界的應用層面，我們便必須堅持，任何有關的討論都是牽涉價值判斷的政治討論。以經濟取代政治並非幫了經濟學，而是害了經濟學。
同樣在學術的層面，經濟學要更上一層樓的話，便絕對不能固步自封、畫地為牢，而必須盡量與其他學術領域（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相結合，以建立跨科際的研究綱領和理論架構。正如筆者在其他場合反覆強調，知識本為一體，我們把學問分成各門各類，只是為了研究上的方便（Methodological Convenience）。隨著人類知識的深化和廣化，跨科際的整合性研究將成為常規而不是例外。（留意這應該是真正的整合性研究，而不是好像「公共選擇理論」般以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統攝其他學術領域。）
事實上，上世紀中葉，由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推動的「制度經濟學說」（Institutional Economics），即已嘗試將人類的經濟活動，與政治和社會生態的變化結合一起來研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惜的是，這一研究方向被後來成為顯學的芝加哥學派所拒斥，甚至被定性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異端」。要重建經濟學，加氏的開創性研究可以是一個起點。（可參閱加氏著名的「三部曲」︰American Capitalism、The Affluent Society及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再進一步說，經濟學既亦是「眾人之事」，那麼從更高的層次看，實應向十八、九世紀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s）作出回歸。
事實上，經濟學的重建絕非從零出發。除了「制度經濟學說」之外，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還出現了眾多所謂「異類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的理論，其中包括「後凱恩斯經濟學」（Post-Keynesian Economics）、「複雜系統經濟學」（Complexity Economics）、「進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綠色經濟學」（Green Economics）等。我們應該可以從這些理論中找到寶貴的思想資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由Robert Garnett及John Harvey合著的Future Directions for Heterodox Economics（2008）一書。
以上是從理論層面作出探究。從實踐的角度出發，過去數十年來的「北歐經驗」（The Scandinavian Model）則提供了很好的個案素材。不少人指出，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在北歐國家行得通的模式，在別的國家不一定適用。若然這是一種嚴肅的學理質疑，筆者百分之一百同意。但就筆者所見，質疑的人往往便止於此，而從來沒有認真和深入地去研究這種制度在其他國家的可行性。筆者在此呼籲，經濟學重建的任務之一，應該包括對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談到經濟重建的任務，筆者雖然並非唸經濟學出身，但為了促進大家的思考，亦嘗試綜合了一些有關的觀點以供大家參考。
在較為具體的層面，經濟學改造的第一項任務，可能是放棄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指標。這是因為，這一指標既沒有把自然資源的虛耗、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等重大因素計算在內，亦沒有反映出「經濟增長」下的貧富懸殊和人民生活質素的變化（例如貧富懸殊的加劇和生活質素的下降）。這一指標與現實脫節還在其次，更為有害的是，它給予我們一種虛假的景象，令我們沒能好好地面對真正重要的問題。曾獲諾貝爾獎的印度經濟學家Amartya Sen在他的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之中，便深刻地批判了「以增長作為發展指標」所帶來的禍害。
一些學者便曾經嘲諷地指出，作為「一個國家內生產的貨財與服務的總和」，一個政府花在監獄與教育方面的開支就GDP而言毫無分別。同一道理，假如一艘油輪漏出大量原油而對沿岸的生態做成重大災難，則政府在清理油污上所花費的巨大公帑將成為GDP的一部分。事實上，任何對天然資源（如石油、礦藏、木材）的消耗只會被計算為「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而非「國家資產的減少」。曾經有人指出，一個人如果想對國家的GDP作出最大貢獻的話，最有效的做法是患上一個醫療費用極其昂貴的長期疾病，加上正在進行一趟花費浩大、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並駕著一輛耗油量特高的大型房車四處奔馳……。
筆者當然知道，「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沿用了這麼多年，要改變的話真的談何容易。不過，自上世紀末，不少有識之士已作出了一些有關的嘗試。例如聯合國自1990年起即已採用一個名叫「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量度，並每年計算和發表世界上各個國家的HDI數值。除了經濟收入外，這個指標亦包含了國民的平均壽命和教育水平等狀況。至於另一個由一班學者協助審定的Legatum Prosperity Index，則更包括了言論自由、人權狀況、民主制度、種族融和等因素。
迄今為止，世上只有位處喜瑪拉雅山麓的小國不丹（Bhutan）大膽地棄用GDP而改用一個名叫「國民快樂總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指標，這個指標的計算，包括了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揚，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保育等因素。而挪威則在GDP之上，還採用了一個名為「國家資源帳目」（National Resources Account）的指標，以反映在傳統經濟增長的同時，全國天然資源在質和量方面的變化。英國一個名叫「新經濟基礎」（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組織，則提出了一個名叫「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的概念。凡此種種，都是彌補GDP不足的一些嘗試。這些嘗試能否成功，關鍵在於作為一個「學術共同體」（Academic Community）的經濟學家，最後是站在支持還是反對的一邊。（就現時來說，不用說絕大部分都是站在反對的一邊。）
上述是就整個國家而言。在企業的層面，經濟學家努力的方向，還必須包括︰
（1） 如何建立一套以「三重效益」（Triple Bottom Line，又稱「三利準則」）為本的、全新的企業會計制度。所謂「三重效益」是指「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時又稱為「3P 準則」，3P即指Planet、People及Profits / Prosperity。有關的會計準則則稱為「完備成本會計法」（Full Cost Accounting）。（可參閱由John Elkington於1999年所發表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
（2） 如何創立一套建基於「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 Enterprises，簡稱SBE，以別於傳統的PME – Profit Maximizing Enterprises）的全新企業經濟理論。在個人的層面，企業存在的目的乃為企業家謀取利潤，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從社會的層面看，企業的「使命」應是為顧客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及為僱員提供穩定的生計及有滿足感的工作。以「股東利益」（Shareholder Value）作為企業的最終極目標，是對這些社會責任的嚴重偏離，其弊病已日益顯露，並成為社會動盪之源。（美國的安隆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社企」之完全以商業形式運作卻不以追求利潤為最高目標，正是溯本尋源以改變這種不正之風的一種創新思維。可惜的是，主流經濟學對這種企業營運的經濟理論毫無興趣（甚至加以冷嘲熱諷）。在經濟學的重建過程中，我看這是重要的一環。（可參閱2006年獲頒諾貝爾獎的孟加拉經濟學家Muhammad Yunus所寫的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 – Social Business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2008）。）
（3） 如何開拓「金字塔底部」（Bottom-of-the-Pyramid，簡稱BoP）的商機。所謂「金字塔底部」，是指世界上收入微薄，但人數眾多（至少達三十億）的消費者。在傳統的企業裡，大部分的生意都只是針對「收入金字塔」頂部的富裕階層或至多是中部的中產階級，而沒有把大量貧困的低下階層納入他們服務的對象。但所謂聚沙成塔、滴水成河，開拓這方面的服務（特別對好像非洲眾多國家裡的人民）實在是一個巨大的商機。而與此同時，我們亦可幫助這些人改善他們的生活。不用說，有關的商業營運模式將會與傳統的有所不同。我們需要的是全新的商業理論和創新思維。經濟學的重建亦應以此為目標之一。（可參閱由C. K. Prahalad所寫的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2006）。）
（4） 最後，筆者認為我們亦有必要重新審視企業作為「法人」（Legal Person）的身份。這種距今不到一百年的身份，已對人類的道德觀念和操守帶來很大的衝擊。回顧上文所舉的通用汽車公司為求利潤罔顧人命安全的例子，到頭來公司只是被判罰款了事，公司沒有任何人需要負上責任。再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華爾街那些貪得無厭、不負責任的CEO闖下彌天大禍，為害社會，到頭來只需將公司申請破產便可，不單毋須負上刑責，更可於離職時拿取巨額的花紅。這些顛倒的世情，皆因人們可以躲在公司這個「法人」的後面。但公司不是一個道德的主體（Moral Agent），賦予它「法人」的身份只會令道德責任模糊不清，令是非顛倒的世界更加顛倒。（具體的建議可參閱由Robert Reich所寫的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2007）。其中一項大家可能會覺得詫異的，是取消公司利得稅而把一切收益撥入個人入息稅。）
1997年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上台時，曾以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的學術理念為基礎，提出了「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的構想。也就是說，人類文明的發展，應該可以有超越共產主義的專制以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的第三種可能性。可惜的是，貝理雅敵不過大財團大企業的壓力，最後還是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經濟的巨浪之前低頭。而「第三條道路」的理想，更淪為人們的笑柄。戴卓爾夫人的TINA（別無他選）這一「壯語」變得更加無可置疑。
孫中山的革命要經歷九次的失敗才成功。「第三條道路」的開闢亦會同樣曲折和崎嶇。但在巨大氣候災難的當前，我會把戴卓爾的「名句」挪為己用︰我們已經別無選擇！科學家告訴我們，人類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負荷，已經超越了地球總承載量（Total Carrying Capacity）的百分之五十。今天，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正努力生活得好像美國人一樣。按照計算，我們需要額外五個地球的資源，才可滿足這種發展。如果我們無法開闢出第三條經濟發展的道路，等待著我們的將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
按照聯合國的預計，全球的人口在本世紀下半葉穩定下來時，至少會達九十億之數。對新經濟學的挑戰，是如何令這九十億人安全、健康、和諧及快樂地生活，而不至令地球的生態崩潰。世間上還有比這更有意義的研究嗎？
二十世紀初，物理學界出現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觀念革命︰以牛頓力學的「機械決定論」為基礎的宇宙觀，逐步讓位給以「時、空合一」為基礎的相對論宇宙觀、以及以「測不準原理」為基礎的量子力學宇宙觀。按照庫恩（Thomas Kuhn）有關「科學革命」的論述，這是人類思想上一次巨大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筆者認為，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曾經以物理學為師的經濟學也到了一個「範式轉移」的轉捩點。能夠接受這一挑戰的經濟學家，將有機會開拓出一個全新的天地。
量子力學被提出的初期，遭到不少知名科學家的嘲諷與抵制。當最先提出這個學說的科學家蒲朗克（Max Planck）被問到，他的革命性學說何時才會被廣為接受之時，他這樣回答︰「當所有反對這個學說的科學家都不再在世之時。」筆者衷心希望，經濟學的改造毋須等到這一天的來臨。這是因為，有待這場革命來解決的問題，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脫稿於2009年11月18日凌晨二時港島南區
獅子座流星雨及寒流襲港之夜
附屬（一）︰資本主義與傳統的市場經濟有甚麼不同？（待寫）
附屬（二）︰全球暖化︰史上最嚴重的市場失效（待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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