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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Dec

    《資本的衝動》目錄

    第一部分:論證篇

    • 1.人類早期的社會經濟活動

    “…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共同研究顯示,無論在原始的採集—狩獵型社會,還是在最初期的畜牧和農業社會,雖然領導者在資源分配上享有特權,他們大都會繼續與族人一起參與自足性的經濟生產活動 — 無論這是採集、狩獵、畜牧還是耕種。而即使部族的成員會向領導者獻上各種物品,這些物品基本上屬錦上添花,而不會完全等於生活所需。(相傳我國堯舜時代,身為「共主」的堯、舜便親自下田與民耕作。)

    然而,隨著農業社會不斷發展,這種情況很快出現了變化。由於糧食出現盈餘導致人口增加社會分工,領導階層也隨之不斷膨脹,並出現了專職的祭司階層以事神衹、專職的戰士階層以備防禦、以及各級官吏以解紛爭等。而透過了制度化的武力,領導階層逐漸轉變為統治階層。”

    • 2.壓迫與剝削的歷史

    “綜上所述,在同一個社群內,當權者是否對人民進行壓迫與剝削,當由三個因素所決定:(一)他們的生活水平超越人民多少?(二)政府的開支是否用得其所?(三)賦貢對人民的生活水平影響有多大?這三個因素固然有其獨立性,但在歷史上卻往往一起出現:例如當權者窮奢極侈(因素一)、同時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因素二)、最後是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因素三)。
    …明白了問題的複雜性,或者我們可以將問題這樣簡化,「壓迫」是強迫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而「剝削」(指統治階層對被統治的人而言),則是指人民繳納的賦稅令當權者的生活水平遠超人民的水平,或人民納了稅但生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從這個角度看,自有文明以來,剝削便一直存在,即當權者其實可以生活得樸素一點而令人民的賦稅輕一點。當然,剝削的程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可以有頗大的不同。”

    • 3.市場經濟與利潤的起源

    “…大家可能看出,我們至此的分析未有包括貨幣的使用。但只要我們稍為想想便會看出,即使我們加入了貨幣的使用,上述這種市場經濟的性質並不會因而作出根本性的改變。貨幣這種「一般等價物」的媒體固然令市場交易的方便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但市場交易仍然是一種你情我願的等價交換。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利潤」在這種交換中無從實現,而它也不是交換者背後的動機和目的。(交易中的詐騙當然偶有出現,例如馬匹明明已有六歲,我賣出時卻說牠只有兩歲。但這種獲取額外回報的詐騙終究不能持久。)明白這一點對了解現代文明的性質致為重要。因為不用說大家也清楚,今天的商品生產完全以盈利(profit making)為目標。這正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

    那麼什麼是利潤呢?簡言之,利潤便是某人透過市場運作而獲得的額外財富。且慢!我們方才不是說過市場交易不會創造額外財富的嗎?對!在公開的、透明的、面對面的市場交易中,沒有人能夠長久地從交易中獲得多過他所付出的。(一時的詐騙當然可能,但最終會被人拆穿。)但有一種交易,它的中介者可以從中獲利。這種交易便是長程貿易,而中介者便是進行這種貿易的商人(由於其間涉及長途旅程,故又稱商旅)。”

    • 4.貨幣、利息與金融的崛興

    “…貨幣的第三個影響是債務和利息的出現。要知在原始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賒借都是出於守望相助和投桃報李的精神。例如你的弓箭壞了,今天想借我的去打獵,則如果我今天不打算用的話,當然會本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樂於把弓箭借給你使用,只要你用後還給我便可。又例如你炒菜時剛巧食鹽用完了,我也會本著「自己方便、予人方便」的精神,拿我的一些給你用,並且不會要求你將來歸還,這是因為將來也可能出現我不夠食鹽而要跟你借的時候。這便是基於「禮尚往來」(reciprocity)的一種社群精神。

    當然,如果借的不是少許食鹽而是較大量的糧食(例如你因大病不能工作導致生計出現問題),我們會期望賒借的人會在一段不太久的時間內向借出的人歸還等量的糧食。所謂「有借有還」,這當然也合乎鄰居及至朋友之道。

    然而,由於借出的人可以決定借還是不借,而需要借貸的人則往往有燃眉之急,一些人便可趁此以圖利,亦即我今天借給你五斗米,但你還給我時則要還六斗米之多。猶有甚者,我更可規定歸還的時間愈遲,需要額外「歸還」的數量愈大。不用說大家也看出,這兒的「額外之數」便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借貸利息」。”

    • 5.工業資本主義:利潤何來?

    “…工業資本主義的利潤何來?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假設一間工廠在一年內生產了值一千萬元的商品,亦即商品可以在市場上賣得一千萬元。而為了進行生產,資本家以五百萬元來支付廠房、機器和原料的開支,另以五百萬元支付工人的工資。且慢!如果真的是這樣,資本家的總收入與總開支相抵,那麼他豈不等於白做?他的利潤從何而來呢?

    由於商品的價格由乃市場所決定(也就是由自由競爭、供求相等所決定的「均衡價格」),資本家不可能隨意提升賣價以增加收入謀取利潤。他惟一能夠做的,是如何減低成本。但讓我們看看:廠房的成本是它的租金、機器的成本(即使機器一早便存在)是它的折舊(depreciation,即因損耗而消失的價值)、原料的成本是它的來價,而假設資金的一部分乃由銀行借得(借貸經營是現代企業的常規而非例外),那麼資金的成本便是必須支付的銀行利息。好了,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這些成本都是「實報實銷」,亦即資本家本人也無法節省的。

    那麼什麼是可以節省的呢?當然是剩下來的工資。也就是說,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其價值(購買力)不可能等於五百萬元的商品,而必須低於此數,例如只得二百萬。至於其餘三百萬的價值,便成為了資本家的利潤了。”

    • 6.四個不等式

    “…我們已經看過,等價交換各取所需的本土性市場經濟不會產生利潤,而只有跨區的長程貿易、有息放貸、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可以產生利潤。不錯,最後一項的關鍵特徵是「勞動力商品化」和「競爭性的商品市場」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正是這個商品市場,導致了「資本主義即等於自由經濟」這個誤解。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是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權威,他對資本主義有這樣的描述:「生產是個大領域,消費也是個大領域,交換經濟就鋪展在兩者之間。…在市場之外的一切只有使用價值,進入了市場狹窄之門的一切才獲得交換價值。」他續說:「這兒有兩種市場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則是高級的、複雜周密的、具有制宰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市場是小人物的領域,是自由的領域,市場進行著不斷的競爭,反對壟斷;而壟斷是大人物的領域,是壓制他人的領域,壟斷只有依靠國家的活動才得以存在。」”

    • 7.勞動力商品化的後果

    “…很多人一聽到「勞資糾紛」,很自然便會想到兩個利益集團的爭拗和角力。再形象和簡化一點看,就好像兩個成年人為了一些利益分配而在爭執一樣。這樣的比喻其實十分誤導。事實是,「勞方」和「資方」這兩個「集團」在實力上是極其不對稱的。資方坐擁的,是進行生產所需的材料、機器、技術和龐大的資金;而勞方所擁有的,便只有赤裸裸的個人勞力。

    資本(金錢)的「保鮮期」可以近乎無限,而商品今天賣不出還可以留待明天,最後即使投資失敗了也可以申請破產。相反,勞動力的「保鮮期」是零:今天「賣不出」的勞動力不可以留待明天,而長期處於失業狀態的苦況(即使有失業救濟金的援助),跟「被宣布破產」是無法比擬的。

    然而,上述這種強弱懸殊的不對等狀況,卻被「市場」這個東西掩蔽起來。”

    • 8.資本擴張的內在邏輯

    “…我們之前看過,在所有成本中,租金、原料、能源和機器折舊等開支都不是企業所能降低的,唯一的例外是工人的工資。從另一個角度看,在同一工資水平下,提高對工人「剩餘價值」的榨取(即加長工時和提升勞動強度),於是成為了提升利潤的主要方法。(漂亮的說法是「提升工人的生產力」。)

    …與此同時,生產規模大則購入的原料數量也大,生產商自可向原料供應商爭取大量採購的折扣優惠,如此則生產成本可進一步下降。事實上,生意規模大到某一個地步,帶有壟斷性質的企業更可對營業「上、下游」的整個供應鏈(supply chain)施加壓力,甚至進行「橫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和「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而獲取更大的效益。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Inc.)是這方面的一個好例子。而在廿一世紀初,同樣是美國(但業務已遍及全球)的沃爾瑪連鎖店(Walmart)也是一個典型。”

    • 9.資本擴張的深遠影響

    “…家族生意會因「分身家」和「富二代」、「富三代」不長進而走向衰落,但股份公司的興起、企業主權與治權的分家、以及企業間的收購合併(M&A)等等,都是能夠繞過這個障礙而有效地延續企業王國的方法。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economic crisis)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固有產物,因此是一種常規而不是例外。簡單而言,資本逐利本身便包含著一個不可消除的矛盾,因為在市場交易領域(sphere of exchange),利潤只能來自產品得以出售,所以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社會的整體消費亦必須不斷擴大,否則產品無法售出而圖利(在學術界這被稱為「利潤體現問題」,Realization Problem);但在生產領域(sphere of production),利潤只能來自剩餘價值的攫取,所以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期間,工人階級的收入在整體經濟中所佔的比例只會下降,而他們的消費力必然無法趕得上生產規模的擴張。結果是,消費不足或生產過剩必然經常地出現,而每一次危機的「化解」,只會為下一次更大的危機鋪路。”

    • 10.國家扮演的角色

    “…宏觀的一點看,資本家之間由於存在著激烈的相互競爭,所以除了在個別議題上(如抵制政府監管、反對增加勞工福利等)會站在同一陣線發聲外,實很難長期地團結一致。事實證明,「商人組黨」往往在政治上難有大的作為。(香港的自由黨是一個好例子。)而另一方面,「商人治國」亦很難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在資本主義文化如此濃厚的香港社會,「商家治港」也不為市民大眾所接受。

    結論是,政治必須由專業的政客(或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來擔當,而資本家的最佳策略不是直接從政,而是怎樣透過利誘、遊說、威逼、和收買等手段,令統治階層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第二部分:歷史篇

    • 1.商貿資本主義簡史

    “…中國早於春秋戰國便已出現富商巨賈,隋朝開鑿運河貫穿南北,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方便商貿。至於對外方面,亦早有陸上的「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而早於唐朝期間,阿拉伯人(當時被稱為大食人)的商船亦已沿著「海上絲綢之路」抵達廣州。唐、宋以降有著名的徽商(以安徽為基地),而明、清期間則有著名的晉商(以山西為基地)等。但另一方面我們亦看過,「以農為本」的中國乃「天朝大國、不假外求」,因此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一向不高。他們雖然富有,但從來未有掌握實質的政治權力。而相對於全國龐大的自足性經濟而言,他們的活動規模(以今天所用的GDP推算),亦只佔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自公元八世紀至十七世紀期間,威尼斯所建立的海上貿易王國,較千多年前的腓尼基王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正於這個時期,「借貸經營」成為了常規而非例外,這是因為大規模的遠程貿易往往需要大筆的資金,成功的商旅於是可以將多餘的資金外借以賺取利息。就是這樣,金融資本主義應運而生,而佛羅倫斯的私人銀行家麥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便因此成為了富甲一方的世家大族。”

    • 2.歐洲封建制度的興衰

    “…對封建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無疑是由中國所傳入的火藥。在黑死病之後不久,火藥被歐洲人廣泛應用到戰爭之中。在以往,每個封建領主都擁有堅固的城堡,而用傳統武器攻陷它們是極其困難的事情。但有了由火藥發射的大炮之後,國王終於可以將這些封建藩屬逐一剪滅,從而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權(absolutist monarchy)。不敵槍炮的「騎士制度」,亦因此成為歷史陳跡。不少佃農的主人,亦因此由封建主(feudal lord)變為有地但無實權的地主(land lord),一部分佃農更變成了只向國王直接交稅的自耕農(peasant proprietors)。

    相對於農村經濟的主導地位下降,以商業為主的城市經濟在這段時期卻獲得很大的發展。這些發展主要得益於跨區貿易的大幅增長,而這又與區域分工(如意大利的玻璃、法國的葡萄酒、英國的紡織、北歐的穀物等)和手工業專門化(透過了各種工匠、行會的成立)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作為貿易的促進者,一些城市更成為了跨國信貸和貨幣流動樞紐,例如上一章提到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熱那亞(Genoa)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 3.新航道開辟與全球掠奪

    “…對於歐洲人來說,「新航道探索」都是值得廣為稱頌的英勇事跡。但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各族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為期達五百年,而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的噩夢的開始。

    首當其衝的是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前者的人民被掠奪之外更被販賣為奴隸,而後者 — 包括北美的「印弟安人」(因哥倫布以為抵達印度而誤起的稱謂)、墨西哥的阿茲提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南美洲的印加帝國(Inca Empire)等 — 則更遭遇到滅族的悲慘命運。很快,挾著「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即遍布全球: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1557年佔領澳門、1565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1642年荷蘭人佔領台灣、1815年英國人佔領錫蘭、1824年佔領馬來半島、1842年佔領香港、而於十八世紀末即被英國殖民的澳洲,其原住民亦遇上近乎滅種的命運。(塔斯曼尼亞的最後一個原住民於1876年逝世。)”

    • 4.圈地運動與無產化

    “「圈地」既令資本家獲得了大批無比珍貴的土地,也製造了大批只能靠出賣勞力以維生的「無產者」(proletariats)。為了控制這些「無業遊民」,當時的英國政府更立法禁止流浪,用監禁以至死刑強迫他們充當僱傭勞動者(所謂「血腥立法」,bloody legislation);另一方面,政府於1601年頒布「濟貧法」(Poor Law),讓各地教區開徵濟貧稅,並規定只有在教區住滿一定年限並曾從事勞動的失業者,才能領取救濟金。這個政策一方面可緩和失業貧民的憤懣穩定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則可把他們束縛在一定的地區,以便資本家(初期的農業資本家和後期的工業資本家)所僱用。

    …大部分人即使聽過「圈地運動」,也會以為這是歷史學家才有興趣的陳年舊事,這個看法當然大錯特錯。事實上,自十六世紀以來,這個現象在地理上不斷擴大,至今未有停息。馬克斯把這種無良的惡行稱為「剝奪」(expropriation)。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這種「剝奪」每一天都還在進行。在中國大陸,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來,強徵民地、強行迫遷等情況愈演愈烈,而且血腥的程度跟英國四百年前沒有多大分別。”

    • 5.文藝復興、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

    “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成就跨越了藝術和科學(藝術方面的成就包括了名畫「蒙羅麗莎」和「最後的晚餐」),從學術的角度看兩者可能難分軒輊,但對後世來說,他在科學方面的開創性探究(注重細節並以自然為師)影響實更為深遠。他死後只廿四年,哥白尼即提出了地球實乃環繞太陽運動的「日心說革命」(Heliocentric Revolution),歐洲的科學革命由此揭開序幕。

    或說「日心說」仍只是一個臆想性的理論,則伽里略(Galileo Galilee, 1564-1642)的成就便肯定遠遠超越了當時世界上各個民族的最高水平。他開創的實驗研究方法(experimentation)和將自然界的變化以嚴謹的數學公式表達(mathematization),是人類探究自然理解自然道路上的巨大里程碑。牛頓說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重要的一個當然便是伽里略。經歷了這種「知性大躍進」,人類歷史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歷史學家龐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創的一個名詞)由是開始。”

    • 6.金融與債務的崛興

    “…這些早期銀行家之所以如此勢大,是因為當時出現的一種「金融創新」:以發行「公債」來「借債打仗」。所謂公債(又稱「國債」或「債券」,bonds)其實是國家以未來的稅收作保證的一張借據。由於當時割據歐洲的君主不斷互相攻伐,從稅收所得實不足以應付龐大的戰爭開支,於是他們想到從商人那兒借債。雖然之前有聖殿騎士團的慘痛經歷,但高利貸的回報實在太吸引了,所以商人與君主之間便發明了債券這個遊戲。不用說,這個遊戲的影響延續至今。

    這似乎是個雙贏的安排:好戰的君主獲得了貸款來進行戰爭(當然也包括享受奢靡的生活),而由商人轉為銀行家的世家大族則因為擁有了君主(在當時即國家)的借據(公債),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從某一角度看,他們實已成為了戰爭的參與者,因為只要戰爭勝利,債券的價值便會大升而他們的財富暴脹。正因這樣,這些銀行家往往會暗地裡向交戰的兩方也放貸,以保證任何一方戰勝也能獲利。這種情況即使在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也沒有改變。”

    • 7.科技爆炸與物質豐盛

    “不少經濟學者認為「利潤動機」是創意之源。擁護自由經濟最力的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便曾這樣說:「偉大的文明進步從不來自政府。」言下之意,只有私人企業才是創意的溫床。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且讓我們看看過去百多年來對我們生活影響最大的科學/科技發明:

    l   無線電通訊(1895)

    l   X-光的發現(1895)

    l   鐳的發現(1898,及往後的針對癌症的放射治療)

    l   潛艇(1896)

    l   飛機(1903)

    l   電視(1926)

    l   抗生素(1928)

    l   半導體(1930s)

    l   雷達(1935)

    l   核能(1942)

    l   水肺(1943)

    l   電腦(1943)

    l   DNA結構(1953)

    l   人造衛星(1957)

    l   激光(1958)

    l   太空航行(1961)

    l   基因工程(1973)

    l   核子磁共振造像術(MRI)(1974)

    l   互聯網(1982)

    l   幹細胞培植(1995)

    即使撇開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這些重要的理論基礎,就以上列出的重大發明和發現,都並非來自商業機構,而是來自由政府贊助的科研組織。難怪一些研究科技史的學者,把佛利民的名句倒過來說:「大企業從來都不是深刻科技變革的源頭。」

    一些學者更指出,大企業不單難以產生深刻的科技變革,它們甚至會透過專利權以及把某些新科技列為「商業秘密」,從而妨礙科學的交流和發展。上世紀末,美國數間大藥廠以專利權為由,禁止非洲國家生產平價得多的愛滋病藥物以治療國民,便受到了舉世的批評。”

    • 8.自由民主與現代性

    “…美國著名左翼思想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則這樣說:「美國不是兩黨制而是一黨制,這個黨叫商人黨。」(We don’t have a two-party system. There is just one party – the business party.)言下之意,美國(及至整個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所標榜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種「假民主」,即使領導者乃透過普選這種形式產生,最終他們也只是為資本家服務而已。

    不少左翼人士正以此為由,把資本主義國家所奉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稱為「資產階段民主」而全盤予以否定。由此出發,他們更全盤否定「資產階級人權」、「資產階級法治」、「資產階級自由」等等。其中最為人所共知的,當然是1917至1991年的共產蘇聯,和1949年以後的共產中國,而換來的,則是史太林和毛澤東的獨裁專制和殘暴不仁。無可否認的史實顯示,只要人民可以有選擇,他們必定寧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不要共產極權的「真專制」。

    這當然便是人類現代文明最大的悲哀。為追求公義卻換來更大的不義、為追求平等卻換來更大的不平等、為推翻專制卻換來更大的專制、為取消特權卻換來更大的特權…。總的來說,我們為了駕馭「資本的衝動」,卻釋放了「極權的衝動」。”

    • 9.全球化下的戰爭與和平

    “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列強爭霸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必然產物,是常規而不是例外,而且至今沒有一刻停息(美國的「重返亞太」和圍堵中國正是一例)。從這個角度看,弗列德曼所提出了的「黃金拱門理論」,與世界的現實相距不啻雲泥。其實我們稍為翻看歷史,便知頻繁的貿易絕對不是和平的保證。在歐洲數百年的血腥歷史中,交戰的相方往往都是長期的貿易夥伴,但這沒能阻止它們兵戎相見。相反,資本主義競爭下的資源爭奪和市場爭奪,是現代戰爭(包括上世紀的兩次大戰)的深層原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和平的橄欖枝,而是軍事衝突的火藥引。”

    • 10.革命與改良的失敗

    “馬克斯在世時一直支持工人運動,可是他也明確地指出,如果只是爭取得更大的工人權益和福利,而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本身,這種運動最終將無法達至一個沒有壓迫與剝削的社會。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馬克斯是對的。我們當然不應忽視工人運動(一部可歌可泣和令人髮指的血淚史)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取締童工、最低工資、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法定有薪假期、男女同工同酬、婦女產假、工傷賠償、退休保障、職工遣散費等),但事實證明,「資本衝動」帶來的深層問題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十九世紀的革命家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一項發展:工黨執政。自二十世紀伊始,工黨(Labour Party)先後在澳洲、英國、新西蘭、北歐諸國和法國等地方通過選舉獲得執政的機會。但歷史證明,這項「勝利」沒有帶來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第三部分:未來篇

    • 1.歷史並未終結

    “研究近世資本主義的學者指出,過去一百五十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中的資本主義至少經歷了以下三大階段:(1)自十九世紀末葉至1929年紙醉金迷的「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時代、(2)由羅斯福於三十年初所推行的「新政」致七十年代末「滯脹」(stagflation)肆虐的「溫和資本主義時代」(moderate capitalism,又稱 mixed economy 或managed capitalism)、以及(3)自「新右回朝」後(八十年代伊始)基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掠奪性資本主義」時代(predatory capitalism,又稱extreme-capitalism)。

    而自零八全球金融海嘯以來,雖然初時不少人聲稱要「深切反省」和「還原基本」(back to the basics),但超級權貴階層延續固有秩序(抵制實質改革)和鞏固意識型態(鼓勵大眾可以繼續「馬照跑、舞照跳」)的努力十分成功,結果大部分人很快便掉回舊有的思想窠臼。與此同時,「掠奪性資本主義」的本質未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高端奢侈品市場的不斷脹膨是最好的說明)。災難的元凶 — 那些「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金融機構如「美銀」、「摩通」、「花旗」、「高盛」等 — 的規模不但沒有縮減,而是較金融海嘯之前還要大得多!當然,他們所奉行的「我請客、你付賬」策略,表示所有大國都只得以印鈔應付。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進入了「債務資本主義」甚至「偽鈔資本主義」(可稱為seigneurage capitalsim)的時代。”

    • 2. 「第二次分配」與「公共財」

    “…就算我們完全接受現時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經濟所得」(economic income),主要由兩類因素決定:一是運氣,一是努力。好運氣既包括了我們常說的「時來運到」(例如置業後遇著樓市大升),也包括了是否天資聰穎、外表出眾、以及是否生於富裕之家(富二代、富三代…)。相反,運氣差則包括了天生魯鈍、外表平庸(甚至有先天缺陷)、生於貧困之家,以及凡事頭頭碰著黑(置業後樓市大跌變了「負資產」,進而被公司裁員…)。進一步還包括了染上重病或因意外而嚴重受傷等。不用說,即使兩人付出同等的努力,運氣差的人所得的,必然較運氣好的少得多。結果是,前者可能長期陷於貧困,甚至到了難以維生的境地,而後者則扶搖直上名成利就大富大貴。在政治哲學中,每一個人的所得是否合理,被稱為「應得」(desert,源於deserve一詞)與否的問題。

    …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最大不同之處,是所有人的「所得」都必須透過市場交易來獲取。每人由此獲取的多寡我們稱為「第一次分配」。但按照上述有關「應得」的分析,既為了公道也為了人道主義的考慮,我們還必須進行「第二次分配」,以令所有人都獲得安穩的生活。”

    • 3.深層次的經濟改革

    “…眾多的學者皆指出,加強金融監管是改良資本主義的第一步。這種監管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以徵稅達到「寓禁於徵」或至少減低風險的效果,這些稅項統稱為「金融交易稅」(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 FTT)。其中最著名的是經濟學家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早於1972年便已提出的「托賓稅」(Tobin tax),亦即向短期的外幣來回買賣(炒賣)抽稅,目的是減低匯率的大幅波動。不少學家指出,以今天全球熱錢不斷流竄的驚人總額計算,就是以0.5%(適用於每次買賣)這樣低的稅率,每年所得的收入便足以幫助世界上無數的人脫貧。可惜這個建議至今仍然受到金融界極力抵制而未有落實。

    更全面來說,我們必須大大提升股票、債券和各種金融衍生工具(期貨、期權、權證、遠期合約)等的交易費用,也要大幅提高資產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以防止資產泡沫的出現。金融界人士當然會猛烈批評這會嚴重打擊金融交易的活躍程度,但正如托賓早年的回應,我們正正就是要「向輪子撒沙」(throw sands into the wheels),至令「輪子」減慢速度以減低爆破的風險。這些爆破絕非理論上的預期,回顧由亞洲金融風暴(1997-98)到科網股爆破(2000)到零八金融海嘯(2007-08)的歷史,便可清楚看出這些金融活動帶來的好處,已經遠遠被它們的害處所掩蓋。”

    • 4.從「約制資本」到「經濟民主」

    “我們常常說:「人生的要義在於分享。」又說:「施比受更有福。」並且以此來教導小朋友和年輕人。但既然「分享」是人生的要義,哪麼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為什麼不把我們生前累積的財富與所有人分享呢?

    此外,我們亦常常說:「好仔不食爺田地、好女不貪嫁妝衣」,以表示有志氣的人不應貪圖祖蔭。另一說法則是:「千金難買少年窮」,意即成長期間物質過分豐裕的話,便很難培養出一個人的志氣與獨立能力。按照這個道理,離世時把大筆遺產留給子女不是幫了他們,而是害了他們。
    從社會公義的角度看,我們在上文說要捍衛自由競爭,但自由競爭的一個大前提是大家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之上」。試想想,假如校運會其間,校長的兒子可以在起步線前面十步起跑,這種競賽還有什麼意義呢?但在現實世界裡,那些「含著銀匙羹」出世的、一早便繼承了整個企業王國的「富二代」、「富三代」,不是等於站在起跑線前一百步甚至一千步的跑手嗎?對於絕大部分的其他人來說,他們一開始便已「輸在起跑線上」,往後還談什麼自由競爭呢?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在人類數千年的帝制歷史之中,「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的世襲(即「家天下」的觀念)被視作理所當然。按照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這當然不能再被接受。同理,「經濟權力」(economic power)的世襲在今天仍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就筆者看來,這種世襲也將於不久的將來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 5.開創「後增長繁榮」

    “「經濟增長沒有極限」是主流經濟學最神聖的教條。經濟學家博丁(Kenneth Boulding)便曾經充滿慨歎地說:「相信可以在一個有限制體系中追求無限增長的,要不是個瘋子便是一個經濟學家。」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個生物個體出生後當然會成長,但到了成年後這種成長便會停止。我們都知道,不懂得停止而繼續分裂增長的細胞便是癌細胞。可惜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博丁是罕有的例外)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面對我們的挑戰是巨大的。要把地球溫度的升幅控制在兩度之內,意味著全球必須在2050年之前,把二氧化碳的年排放量較今天的減少百份之八十以上。由於「資本的衝動」,也由於國族的爭霸、人類的自私、思想上的隋性、以及巨大既得利益的千般阻撓,這個目標至今仍只是紙上談兵。混淆視聽、顛倒是非的言論和狹隘的經濟教條,更是妨礙著世人對問題作出適當的認識與回應。我們就像法國寓言中的「溫水裡的青蛙」,危難當頭卻仍沒有逃難的意志和決心。”

    • 6.人的昌盛與文明重建

    “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曾經說過:「貧窮是最惡劣的暴力。」(Poverty is a worst form of violence.)而因為發明和推動「微額貸款」(micro-lending)而有「窮人銀行家」之稱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納斯則指出:「貧窮不屬於現代文明,而只應該存在於博物館。」他複補充:「貧窮不是由窮人所導致的。它是由我們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我們所設計的行政架構,以及我們所訂立的政策和律法所導致的。」南非民權領袖和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則這樣說:「消減貧窮不是善行而是義行。它是對基本人權的保障,以及對人的尊嚴和有體面的生活的保障。貧窮一日未消失,自由便一日也無法體現。」

    …專制政權最常用的託詞是:「西方式的民主不適合我們的國情。」甚至:「國家的富強較有沒有民主更重要。」這便等於一個專制的後父恐嚇他的家人:只要我為你們提供錦衣美食,我做什麼你們也不得批評和反抗。事實當然是,富強和民主屬於不同的範疇,兩者不能互相取代,也不應存著矛盾。正如沈恩提醒我們即使無法同意什麼是「絕對的正義」也應該盡力消滅世上的「不公義」一樣,即使我們無法同意什麼是「完美的民主」,也應該盡力消滅明顯的「不民主」。

    這是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而我們一直等待的,就是我們自己。”

    Posted by michael chan @ 9: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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