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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學理上的深層批判

     

     

        200986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刊登了一篇名為“How to rebuild a shamed subject”的短文。文首記載了在金融海嘯之後不久,英女皇質問英國政府高層的財金官員︰「我們英國有這麼多一流的財經專家和學者,為何他們竟然沒有一個能預先看到這場災難的來臨?」 

     

        文章沒有記載那些官員如何回答。但答案已經無關宏旨,因為英女皇的這一問,已充分暴露了作為「當世顯學」的經濟學的脆弱與不濟。 

     

        過去數十年來,我們若翻閱一些經濟和金融的學術期刊,會發覺其中的論文愈來愈數學化︰滿紙密密麻麻的數學方程,較諸不少物理學的論文還要嚇人。我們於是得出一個印象,那便是經濟學(及其衍生的金融分析技巧)已經是一門十分成熟、嚴謹和可靠的學問。 

     

        然而,即使再高深的數學也掩蓋不了這樣一個現實︰現代經濟學已經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它既不能預見災難的來臨,也無法帶來經濟上的穩定和社會上的和諧昌盛。《金融時報》一文還附有一張抵死觸目的漫畫,一班赤條條的經濟學家(都是男性)尷尬萬分的站在英女皇前面,每人雙手都握著一張紙遮掩著重要的部位,而紙上都寫滿了數學的公式和圖表……。 

     

        十九世紀的學者卡萊爾(Thomas Carlyle)曾經形容經濟學為「令人沮喪的科學」(The Dismal Science)。兩百多年下來,這一形容不幸仍然頗為貼切。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歷代的經濟學家之中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他們的智商肯定不比其他領域的學者低,筆者甚至推斷會較平均的高。要解釋這個懸案,我們需要一趟全面的歷史、文化、社會和心理的考察,這顯然已超越了本文的探討範圍。筆者打算做的,是從學理的層面,分析現代經濟學的偏頗和缺失之處。有關的觀點當然並非筆者所創。事實上,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一些富於洞見的有識之士,都曾對主流經濟理論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思與批判。以下的論述,是筆者綜合了一些主要觀點而作出的。 

     

        首先,讓我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立論作一總覽︰

     

     

        (1) 人類的自私本性令他不斷地追求個人效益(Utility)的最大化,而這些追求是完全按照理性進行的(「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的假設)。

     

        (2)個人利益(效益)的量度指標是對「貨財與服務」的「消費」(Consumption)。

     

        (3)「社會的福祉」是個人效益的總和,亦即由貨財與服務總額構成的GDP

     

        (4) 每個人基於自私的本能而在市場上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出的不是無休止的混亂與紛爭。相反,透過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後反會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這當然便是阿當.斯密所闡述的「無形之手」。)

     

        (5)上述的「市場機制」嚴格來說是指市場處於「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 下的狀態。「完全競爭」的大前提是︰

      a) 有無限數目的供應商和消費者;

      b) 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或離開)任何行業的生意;

      c) 供應商和消費者都掌握著完全的市場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

      d) 供應商和消費者都可以對上述的信息進行完備的分析和準確的計算

      e) 市場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微乎其微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6)上述「完全競爭」又稱「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的前提下資源的配置已達到最優化。也就是說,按照「邊際效用理論」(Marginal Utility Theory)的分析,我們無法把資源進行再分配,而不令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便是著名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的論旨。

     

        (7) 同樣在「自由經濟」的前提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定律,Say’s Law),因此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

     

        (8)進一步的推論是,市場總會找到它的平衡點(Equilibrium Level)。也就是說,「市場均衡」(Market Equilibrium)是常態,而「不均衡」只是短暫出現的過渡性狀態。

     

        (9) 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外部效應」(Externality,即對第三者包括對自然界的影響)不屬於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各位如果讀得頗為辛苦,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這些基本立論當中,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例如它把人約化為不斷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生物體(Utility-maximizing Creatures),卻又假設他擁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Humans as super-rational, super-calculating beings)。

     

     

        當然,若論脫離現實,最嚴重的首推「完全競爭」的假設。一個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一種這樣的狀態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的世界。我們不禁問︰經濟學家真的相信這些荒謬的假設嗎?

     

     

        我們若翻開一本寫得較認真的大學一年級經濟學課本,大多會在課本開首找到作者的一段解說,指出「完全自由的競爭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情況」,但這種「假設」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市場運作的基本原理。作者續會指出,在我們作更進一步的探究時,我們會逐步修正這個假設以符合現實世界的情況(例如壟斷的出現)云云。然而,在這個解說之後,整本書將會層層推展,按照自由經濟假設推出一個又一個美妙的原理。到了最後,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會被這些美妙的結果所迷倒,以為我們已經掌握了人類經濟活動中的「鐵律」。這種把理論模型當作現實本身的傾向,筆者借用希臘神話中「以假作真」的故事稱之為“Pygmalion Syndrome”

     

     

        從最基本的立論對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的一本佳作,是Steve Keen所寫的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02)。由於這本書頗能深入淺出而並不枯燥,筆者極力推薦大家找來一看。(唸經濟學的朋友則不單要看書,更要看作者網頁中深入得多的數理分析。)

     

     

        在更深的一個理論層面,在上世紀中葉之前,傳統經濟學把「平衡態」看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最終「歸宿」,仍只是一個適用於「局部」而非「一般」的假設而已。1954年,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Arrow)等人終於在數學上證明了「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的成立。這一成就,被看成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項最偉大的勝利。經濟學似乎已經追近物理學而成為一門成熟和嚴謹的科學。

     

     

        但世事繼續充滿弔詭,不少經濟學家並不知曉的是,阿羅在完成了他的數學論證之後,在往後的半個世紀,卻致力於揭示「均衡狀態」如何與現實世界不符之處。無獨有偶,科學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為了研究生命現象的奧秘,亦於六十年代提出了「遠離平衡態熱力學」(Far-from-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的開創性觀念。隨著混沌理論和複雜理論等前緣科學的興起,科學界已經愈來愈認識到,好像生命個體、社群或經濟體系等如此複雜的系統,「偏離均衡」才是常規(術語是「茁長於混沌的邊緣」,Thriving at the edge of chaos),而完美的「均衡狀態」反而是例外。(地球的大氣層正因生命的繁盛而遠離平衡態。而同樣於六十年代,科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便以此推論,由於火星的大氣處於均衡狀態,因此毋須派遣太空船前往探測也可斷言其之上沒有生命。)

     

     

        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偏離平衡態」是一種「動態」的偏離。而事實上,除了「完全競爭」外,「靜態」的假設亦正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最大的一項缺失。可以這麼說,這個理論所描述的是一所宏偉的華廈,而現實世界的經濟則有如一棵不斷生長變化的大樹。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提出「科技創新將不斷帶來生產變革」的觀點,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理論取向。基於靜態的假設,傳統經濟學的數學分析乃以「差分方程」(Difference Equations 為主,而並非充分反映動態變化的「微分方程」(Differential Equations)為主。也就是說,「時間」在傳統經濟學中的數學分析中並無重要的地位。

     

     

        但話得說回來,傳統經濟學沒有大量採用微分方程的動態分析,背後亦有其不得以的苦衷。這是因為經濟活動中的變化,絕大部分都是「互為因果」的、極其複雜的「非線性」(Non-linear)變化。在沒有電腦的年代,要化解這些非線性的微分方程,即近是不可能的事情。結果是,不少學者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於問題中的線性部分,或下意識地把原本屬非線性的問題約化為線性的問題來解決。這在方法論上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一些經濟學家習以為常之後卻本末倒置,把「線性」看作為「常規」而「非線性」看作為「例外」。(其實物理學中也有這樣的問題,但物理學家比較幸運,因為自然界中的「近似線性」的問題也不少,結果他們透過「線性微分方程」再加「修正項」的推算,也取得了得大的成就。)

     

     

     

     

    第五章 芝加哥學派的迷思

     

     

     

        以上是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一點學理批判。但在上世紀中葉,由於較為重視財富分配和社會和諧,也較重視政府在調節經濟上所起的積極作用,這套理論即使在學理上充滿錯漏,但在實際應用時(指發展國內經濟而言)仍為害不大。(這當然是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言。筆者並非馬克思主義者,馬氏基於「剩餘價值理論」的批判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但過去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全盤否定了凱恩斯的觀點,並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一些立論推到極致,最終造成我們今天所見的世界……。

     

     

        在學理上,新自由主義者首先把政府和市場放到對立面之上,並將「政府的干預」看成為一切問題的來源。列根競選總統時的一句名言是︰「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它根本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他更說︰要移走政府這座人民頭上的大山!(Get the government off the back of the people.

     

     

        由此出發,基於稅務政策和公共開支調節的財務政策(Fiscal Policy)被拒斥,而唯一被接受為可用於調控經濟的政策(至少在理論上來說),是透過利率以控制貨幣供應的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而就政策目標而言,控制通脹成為了首要任務,保障就業被逼「靠邊站」。眾所周知,鼓吹這種思想最賣力的,是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為基地的「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這一學派的精神領袖佛利民。過去數十年來,遍布世界各地著名大學的無數經濟學者,絕大部分都是佛利民的忠實信徒。(有關所謂「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在過去數十年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可參閱Ha-Joon Chang(韓裔,漢名張夏准)所寫的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與及Naomi Klein所寫的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兩本書皆於2007年出版。) 

     

     

        除了高舉「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大旗外,芝加哥學派更把「理性經濟人」和「無形之手」的概念推到極致。在他們的眼中,即使個別的人可能因為感情因素和一時衝動而作出一些不大理性的投資決定,而另一些人則可能不斷投機取巧甚至嘗試操控市場以從中取利,但只要我們保持市場的自由開放,則所有這些人的集體決定與行為,最終都會導致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Market Price)的出現。這個市場價格已經包含了一切的信息,因此任何嘗試預測價格變動而「跑贏」市場的努力都是徒然的。(因為這些預測也會反映在價格變動之上。)

     

     

        以上便是著名的「理性市場假說」(Rational Market Hypothesis)。把這個假說引伸至股票市場的運作,便得出了更為著名的「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按照這一假說,股票價格的變動只會依隨統計學中的「隨機遊走」(Random Walk)的模式,而有關變動的概率分析,大致上可以採用基於隨機變化的「正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模式來進行。由此出發,任何預測股價走勢的嘗試,長遠來說都是徒然的。也就是說,「炒股致富」與在賭場裡期望「贏錢致富」一樣,長遠來說都只會落得一場空。用金融界的術語來說,透過「套利」(Arbitrage)來賺錢的方案是不存在的。(最著名的一個表述當然是︰假如你在路邊看見一張貌似100元紙幣的東西,你大可不必理會,因為如果是真的,一早便應被別人拾取了。)

     

        

        市場不單有效,而且有自我調節的功能,因此任何對市場的人為干預,既不必要亦屬有害,因為「市場是最聰明的。」(The market knows best.)這種觀點,索羅斯(George Soros)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筆者則乾脆地稱為「市場萬能論」。 

     

     

        按照上述的思路,只要價格乃由市場所決定,那麼這個價格便必定是合理的。(Any price is a right price.)這個原則不單適用於商品或股票,也適用於生產時所必須的「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資金(Capital)、土地(Land)和勞動力(Labour)。而按照邊際效益分析(Marginal Utility Analysis),作為資金的「價格」的「利息」(Interest),乃由資金在當時的邊際效益所決定;作為土地價格的「租金」(Rent),乃由土地在當時的邊際效益所決定;而作為勞動力價格的「工資」(Wage),乃由勞動力在當時的邊際效益所決定。也就是說,就工資而言,市場中從來不存在「剝削」,也沒有所謂「可恥的待遇」這回事。而工會的集體議價和爭取權益,乃是一種違反自由經濟規律的行徑。

     

     

        尤有甚者,芝加哥學派的信徒更指出,相對於任何的經濟環境,在上述這個「由市場決定的工資」之下,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總會達至一個「均衡」的狀態,因此「非自願性」的失業是不應該出現的。而即使出現了,也只不過是一個暫時的、偏離常態的過渡性現象(Transitional Anomaly)。進一步說,所謂「經濟周期」只是市場的自然波動,政府的任何「宏觀調控」措施只會害多於利。可以這樣說,芝加哥學派雖然在名義上沒有推翻由凱恩斯所標榜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但在實質上則掏空了它的基礎,並把它變成「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的一種延伸。

     

     

        大家不難看出,上述這套理論是如何的自圓其說卻又脫離實際。可是當一些人向佛利民指出理論的描述是如何的與事實不符之時,佛利民的回答是︰「當我們知道一個理論是正確的時候,便不應因為數據上的不符而放棄這個理論,而應該以理論把數據重新詮釋!」按照這種方法論的「創新」,芝加哥學派的理論自是「立於不敗之地」。

     

     

        對於這種極度迷信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加州大學教授Mark A. Martinez2009年出版的The Myth of the Free Market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而身為資深投資人的學者Nassim Nicholas Taleb,則於他的暢銷書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2007)之中,尖刻地批評那些所謂財經專家是如何地自欺欺人。

     

     

        最能暴露這套理論的虛假性的一項事實,是人們一方面把「有效市場假設」奉為圭臬,另一方面卻千方百計地去「跑贏大市」︰每個股民都想做第二個巴菲特或者索羅斯!你可能會說︰絕大部分的股民根本不知「有效市場假設」為何物呢!不錯。但那些財經專家和股評人又如何呢?你有聽過一個經濟學家跳出來宣稱︰「炒股」背離了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因此是一種完全浪費時間和精神的行為嗎?

     

     

        可悲的是,自「新右回朝」以來,芝加哥學派已成為當世的「顯學」,任何對它的批評都不會受到重視(更可能是被嘲笑為無知)。事實上,由於這套理論的「空前成功」,一些學者更把這種以「效益計算」為本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推廣至經濟學以外的領域。其中最有名的,是貝克(Gary Becker)對各種社會行為研究所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以及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對政治行為研究(包括選民投票的行為)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這些理論固然有其啟發性的價值,但總的方向卻是進一步把人約化為「利益計算的超級機器」,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則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益交換場所」。

     

     

        的確,在「將一切託付給市場」的號召底下,任何事物都被當作為商品︰教育、醫療、文化事業以至社會保障等,一一都逃不過市場化的巨浪。知識產權的專利化(世貿談判中遭到激烈爭議的TRIPS條款)已經延伸至生命的領域。有關「基因專利權」(Genetic Patent)的批核,令生物物種都變成了商品。正如王爾德(Oscar Wilde)所說,現代人「對每樣事物的價格都瞭如指掌,卻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He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2008年的金融海嘯,充分揭露了芝加哥經濟學的謬誤︰既然市場會「自我調節」而「均衡」是常態,為何會出現這樣巨大的災難呢?尤有甚者,為何一眾華爾街的精英竟看不出一點端倪?或說他們被利益衝昏了頭腦,那末大學裡的教授和格蘭斯班呢?美國知名的學者Richard A. Posner在其新著A Failure of Capitalism2009)之中,便有一章的題目直稱為〈經濟學在控制桿旁睡著了〉(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Asleep at the Switch)。

     

     

        在學理的層面,對於「有效市場假設」的自圓其說,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便直斥為︰「經濟理論史上一項最嚴重的謬誤」(The most remarkable error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可參閱Justin Fox2009年出版的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以及由Robert Shiller本人與George A. Akerlof所合著的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2009)。)

     

     

        海嘯發生之後,一早被判了「死刑」的凱恩斯理論,被各國的領袖從抽屜的底部重新拿出來以作為「救災指南」。從常理出發,大家必定以為芝加哥學派會接受現實承認錯誤。你如果真你這樣想,那可真對人性不夠了解。事實是,大部分經濟學家仍然堅持他們的理論沒有錯,錯的只是人們過於貪婪,以及政府疏於監管。

     

     

        這不是天下間最大的笑話嗎?「貪婪」是整套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石。信奉者最引以為傲的一項偉大發現,便是「個人的惡」會導致「整體的善」(Personal vice leading to public good)。他們何時說過「過於貪婪」會是一個問題呢?至於「政府疏於監管」則更是荒謬絕倫。「政府監管」從來都被視為自由經濟的最大敵人,而「新右回朝」之後的第—項舉措(無論基於Thatcherism還是Reaganomics),正是解除監管(De-regulation)。

     

     

        二十世紀初,現代社會學巨擘韋伯(Max Weber)提出了「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這一概念,以凸顯人類只懂以理性的手段來不斷提升工作的效率,而往往不從一個更高的層次,去追問究竟有關的工作目標是否值得我們追求,又或是因此而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可以這麼說,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於過去數十年風靡全球,是人類的「工具理性」發揮極致而最終迷失的最佳寫照。

        芝加哥學派所製造最大的一個迷思是︰他們所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乃超越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因此是「超越意識型態」(Non-ideological)的。這一迷思所極力鼓吹的「市場萬能論」至少帶來了三大禍害︰第一是罔顧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導致全球暖化的巨大災難;第二是加劇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並且令世界上的赤貧問題長時間得不到有效的解決︰第三是加劇了金融危機出現的頻率和幅度,對各國的經濟體系和廣大人民的生計帶來深重的傷害。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上述三大禍害中,過去一年(即自20089月至今)佔據了我們大部分注意力的金融海嘯,以傷害性而言只是排於榜末。放眼世界,我們已經到了非醒覺不可的危急關頭。

     

     

     

     

     

     

    第六章 認識與利益

     

     

     

        以上兩節所述,主要是一個認識上的問題。的確,本文的副題既稱〈重建「經」世「濟」民之「學」〉,認識上的問題當然是分析的重點所在。然而,一些讀者可能會指出,世間上的問題絕大部分其實是利益上的問題。如此看來,本文的分析豈非流於學術而脫離實際?

     

     

        筆者可不同意這種說法。不錯,所謂「官商勾結、魚肉百姓、自古皆然、何足怪哉」,這種說法固然不無道理。但在筆者看來,過去數十年的發展與過去的也確有一定的分別。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和既有的社會秩序,過去確有「天子受命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死有命、富貴由天」等思想。在傳統社會裡,這些思想也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令人們甘於接受現狀。(筆者雖然用了中國為例子,但同樣的情況當然也存在於西方。)但自西方的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已經從專制走向民主、從「傳統社會」步進講求理性和科學的「現代社會」(至少我們這樣以為),而經濟學作為一們科學,自不應為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服務。

     

     

        事實上,現代經濟學已經十分成功地散播了這樣的一種思想︰「政治講的是抉擇,而經濟講的是規律。」(Politics is about choice, and Economics is about laws.)在以往,經濟學可被分為「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和「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兩大範疇,前者純以描述和解釋為主,而後者則以找出最佳的經濟政策為其主要任務。但在芝加哥學派信徒的眼中,兩者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正是基於這種思想,才有戴卓爾夫人的名句︰「我們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即所謂TINA)。也就是說,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或是全球化的浪潮,都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借用資本主義的死敵 —— 共產主義 —— 的術語︰「歷史潮流不可抗拒」、而歷史的發展乃「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作為一個對比,上世紀初的美國也是一個貧富非常懸殊的時代(所謂「鍍金的年代」,The Gilded Age),但當時的「理論依據」絕沒有今天的「客觀超然、振振有詞」。

     

     

        世間上最可怕的東西,莫過於「利益」與「認識」的相結合。我們之前已經看過凱恩斯有關謬誤經濟理論令我們身受其害的警句。他的另一名句可說更為精警︰「對善惡影響至深的往往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我們頭腦中的理念。」

     

     

        試舉一個例子︰兩條村落的居民原本相處和睦,但不幸來了一個神棍。他信口雌黃的宣稱,如果將兩條村莊之間的小河改道至其中一條村裡,則這條村的風水會大大改善,不單會逢凶化吉,而且會大大興旺起來。結果是,兩條村為此大打出手,最後血流成河……。在這個例子中,「利益」當然是紛爭的起因,但真正的源頭卻在於一個迷信,亦即謬誤的「認識」。

     

     

        但世事是複雜的。如果上述的神棍還趁機包辦了河流改道的工程以大賺一筆,我們當然看出他是以虛假的「認識」以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如果他真心相信他的風水推論呢?事實上,自有人類以來,這類故事便不斷上演。而最新的版本,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導我們如何可以「興旺起來」。

     

     

        一些左傾的人士可能宣稱︰以往的社會是「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現代社會的特色則是「官、商、學勾結,魚肉百姓」。的確,如今資本主義社會(以美國為甚)中紛紛出現的政府高層官員、大企業的CEO,以及大學裡的著名學者之間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已令三者的角色出現混淆,從而令人民對他們的誠信產生疑問。但問題是,除了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學者(也包括一部分「官」與「商」)可是真心相信這套理論的啊!當然,如果在推行這套理論之時會為自己帶來不少利益(正如風水師獲得河流改道的合約),那是「何樂而不為」呢?

     

     

        各位可能都會同意,存心詐騙的神棍還較容易被人揭發,但對於真心相信自己那一套的人,人們將更難察覺背後的謬誤,而因此造成的傷害也會更為持久。

     

     

        從「認識謬誤」以理解這個世界所出現的問題固然是本文的論旨,但這個論旨與從「利益爭」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世界絕無衝突,甚至可說是相輔相成。各位若想多一點從後一個角度來了解世界,筆者認為以下幾本著作不可不讀︰ 

     

        Walden BelloThe Dilemmas of Domination2005 

     

        John PerkinsThe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2004 

     

        David 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d the World2005 

     

        Kevin Philips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2002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 –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2007 

        

        宋鴻兵的《貨幣戰爭》(2008

     

     

        必須指出,上述著作不少都曾被建制派斥為「陰謀論」。事實如何,當由作為讀者的你作出判斷。為了平衡觀點,筆者亦鼓勵大家閱讀以下的書籍︰

     

     

        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全球化的論著 

     

        Diane Coyle, The Paradox of Prosperity – Why the New Capitalism Benefits All2002

     

        Danial Yergin &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2002 

     

        Johan Norberg , 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2003 

     

        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2005

     

          Jagdish Bhaqwati,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2005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2005

     

     

        支持美國霸權的論著

     

        Deepak Lal, In Praise of Empires –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2005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2005

     

        Thomas F. Madden, Empires of Trust – How Rome Was Built, and America Is Building, a New World2008

     

     

        上述的論著實包含著兩大範疇的鬥爭︰一國之內的不同利益階層的鬥爭、以及國族與國族(或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的利益鬥爭。就後者而言,人類最近數百年歷史的一個最大主題是「西方霸權」及由此而衍生的「美國霸權」。但在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從來沒有一本開宗明義地指出,過去數十年的國際經濟學是一套「羅馬帝國經濟學」。例如在討論發展中國家是否應該採取「進口取代」(Import-substitution)還是「出口帶動」(Export-led)的發展模式時,有多少會明確地指出,全世界出口的貨物之中,價值超過四分之一的貨物是輸往人口只佔全球百分之五的美國,是一種如何地不正常並且不可持續的情況?在習以為常的巨大思想慣性底下,我們就像生活在深海的魚而不知自己住在深海。大部分人不懂質疑這個「現實」還算情有可原,但以追尋和揭示真理為己任的大學學者又如何呢?

     

     

     

    第七章 認識的迷陣

     

     

        所謂認識,實可分為「理論上的認識」(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和「經驗上的認識」(Empirical Understanding)兩大層面。誠然,正如「認識」和「利益」往往糾纏不清一樣,「理論推導」上的謬誤與「經驗事實」上的謬誤也往往糾纏在一起而難以區分。即使如此,筆者亦嘗試在純理論的批判以外,找來一些現實中的例子,以說明扭曲了的認識是如何充斥於這個世界。

     

        1「滯脹」(stagflation)的出現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的失敗︰一些專門研究二十世紀經濟史的學者指出,很多人把羅斯福的「新政」看成為一場凱恩斯主義的革命,而七十年代後期出現的「滯脹」(Stagflation),則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的失敗,這種看法並不完全符合事實。事實是,新政後期出現的種種問題(當時「滯脹」仍未出現),根源不在於凱恩斯主義,而恰恰因為礙於各種勢力的阻撓,凱恩斯的理論沒有被貫徹到政策上去。

     

        2日本於九十年代的經濟衰退是政策錯誤所引至,因此是咎由自取的︰日本的經濟政策固然要負起一部分責任,但縱觀汗牛充棟的有關論述,有多少提到了美國於1985年強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主要內容是令日圓大幅升值)所起的關鍵作用呢?當然,由於這段歷史牽涉到美國霸權主義下的「全球金融大戰略」,美國的學者自然不便道明。而日本為了不想得罪美國,也惟有「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3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為美國帶來了空前的繁榮數據顯示,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雖然在社會福利、國民教育,醫療保障等各方面都較八十年代以後的完善,但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卻反而更高。更重要的是,廣大受薪階層都能分享到這一增長的成果。相反,自列根以來的這三十年,GDP雖然續有增長,但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遠遠追不上企業盈利的增長,不少行業的實質工資甚至不升反降。也就是說,增長的財富大部分被資本家所侵吞。與此同時,美國的「三赤問題」(財赤、貿赤與外債)急速惡化。金融海嘯的爆發終於使世人看清,「空前的繁榮」乃建立在債務的浮沙之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實質效果,是斷送了美國的前途。

     

        4減稅反會令政府的稅收增加「列根經濟學」背後的一套理論稱為「供應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論旨是「減稅會刺激經濟,政府的稅收會因此不減反增」。結果是,美國政府過去數十年來不斷削減公司的利得稅和富人的稅務負擔。到最後,一部分主流經濟學家也不能忍受這種缺乏理據的歪風。布殊於2003年推出新一輪的減稅措施時,—班經濟學家即聯署反對。布殊當然沒有理會而一意孤行。不用說,這已超越了「認識」的層面而涉及赤裸裸的「利益輸送」層面。

     

        5金融海嘯的主因是少數人的貪婪和政府疏於監管︰我們在上一節已談過這個問題,但仍必須在此作出重要的補充。稍為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海嘯之所以如此具破壞力,是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在傳統的銀行體系之外,還出現了一個日益龐大而又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亦即各種進行金融投資(更多時候是投機)的機構,以及在「金融創新」的美名底下推出的各種的「衍生投資(投機)工具」。但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早於1933年,美國政府便通過了一條名為「葛拉斯—史提格爾」的法案(Glass-Steagall Act),把銀行體系分成兩類︰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並嚴禁收受存款的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的投資活動。但在有關的利益集團的大力游說和「解除監管」(De-regulation)的經濟指導思想下,這條法案在1999年被徹銷。這個災難之源,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一小撮投資者過份貪婪」的層面。

     

        6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得以脫貧乃受惠於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全球化的辯護士最喜愛引用的例子,是中國和印度如何透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令大量的人民脫貧。不錯,中國和印度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騰飛,市場經濟確是重要的原因,卻不是唯一的原因。論者往往忽略的是,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沒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所釐定的遊戲規則。其中例如政府在推動經濟時所扮演的主導角色(科技研發、稅務優惠、宏觀調控,及至某一程度的價格管制……),以及中國政府至今仍限制國際資金自由進出的措施等。(但這並不表示新自由主義在這兩個國家中沒有市場。事實是,經濟掛帥侵害社會價值的弊端已大量在這些國家之中浮現。)

     

        7香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得以貫徹的最佳例子︰多年來,香港都被評定為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佛利民生前曾對香港讚譽有嘉,甚至稱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不少人因此以為,香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得以貫徹的最佳例子。這種理解其實只是對了一半。不錯,作為一個資金可以自由流動及幾乎沒有關稅的自由港,香港稅制之簡單和稅率之低,以及商業註冊登記之容易等等,都使她成為資本主義的「模範生」。可是另一方面,在殖民統治時代(特別在1967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了保持社會的穩定(也受到「祖家」英國的福利主義影響),大刀闊斧地推行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措施。結果是,無論在公共房屋政策、公共醫療設施,以及基礎教育甚至大學教育的資助等各方面,香港都明顯地偏離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財政政策方面,香港政府亦採取一種務實的態度。亞洲金融風暴時港府毅然出手入市擊退炒家,便引來了佛利民的嚴厲批評。(當然,香港亦深受合約制、外判制、私有化、經濟金融化等巨浪的影響,貧富懸殊亦因而變得愈來愈嚴重……。)

     

        8完全開放市場是國家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由「華盛頓共識」所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綱領,極力強調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重要性。然而,論者從來不會提到的是,歐洲諸國和美國於經濟發展的初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以為本土的產業爭取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只是它們在經濟識充分發展起來之後,才高調地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並把不肯一下子開放市場的第三世界國家描繪為抗拒文明進步的反動分子。為了揭露這種「過橋抽板」的做法,劍橋大學經濟學家Ha-Joon Chang2002年即寫了一本書,題目便叫Kicking Away the Ladder,意即在自己攀上高峰之後,即把梯子踢走,還責備後來的人為甚麼爬得這樣慢!

     

        9美國的共和黨人珍視傳統價值而民主黨人則鼓吹放縱︰這雖然只涉及美國的兩黨之爭,但其間涉及的觀念混淆,卻頗能說明「認識上的顛倒」是如何地充斥各處,故甚有一提的價值。令人混淆之處在於,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Neo-liberalism)的人雖然以共和黨人(Republicans)為主,但其中不少卻從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政治立場出發,猛烈批評民主黨人(Democrats)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思想,乃導致傳統道德淪喪和社會風氣敗壞的主因。其中例如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安樂死、廢除死刑、容許課堂上教授進化論……等,都被這些保守主義者(近年又稱「新保守主義者」— Neo-conservatives)視為敗壞社會之舉。他們當然不會承認,極度商業化的社會風氣和大企業的激烈競爭與唯利是圖,才是侵害社會價值和摧毀社群精神的罪魁禍首。在利潤掛帥的大前提下,不斷渲染色情、暴力、殘忍、變態和低級趣味的內容變本加厲地充斥於媒體和大眾娛樂。這股歪風與鼓吹消費、追求物慾的利己主義加在一起,正不斷荼毒我們下一代的心靈。(學者Hans-Peter等人在他們的著作The Global Trap之中把這些庸瑣化的大眾娛樂稱為“Tittytainment”,並指出這已成為新的「人民的鴉片」。)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繼續寫下去。例如「訂立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是好心做壞事」、「企業上市即等於實行全民所有制」、「中國人民的儲蓄率過高是這次金融海嘯的主因」……等等。

     

          發達國家「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偽之處更可說比比皆是。例如美國一方面大力鼓吹自由市場和全球貿易自由化,但美國政府對本土的農業卻提供巨額的補貼,致令不少以農產品出口為主的發展中國家無法與之競爭。而按照「完全競爭」的原則,大公司的寡頭或多頭壟斷乃對自由市場的破壞,但「新右回朝」以來的收購合併(即所謂M&A)浪潮,卻產生愈來愈多的這類公司,並控制著世界上的各大行業(包括能源、農產品、製藥、新聞媒體、娛樂、電腦科技,航空科技……)。此外,按照自由經濟理論,發債人因判斷失誤所做成的「道德風險」(Moral Harzard,即欠債者賴帳)應該由他本人來承擔,但當西方國家的銀行無法向貧國收回欠債時,IMF 大力援助的不是貧國而是這些銀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正是現今世界的真實寫照,另一個例子是IMF要求其他國家嚴格執行平衡預算,但美國本身的預算赤字卻不斷驚人地增長……。

     

    (待續)

    Posted by Eddy WC Lee @ 6:56 pm

2 Responses

WP_Cloudy
  • Bob Behull Says:

    I was thrilled to read your essay on neoliberalism and its destructive effects on the world.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that I am the only person in Hong Kong–a ‘heretic’– who opposes this barbaric orthodoxy.

    Perhaps not surprisingly, the crash has not dented the faith of the defenders of neoliberalism, who still walk tall, stubbornly clinging to their doctrines. I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professors continue to preach the beauty of free-market economics without so much as batting an eyelid, as if what had happened was no more than a blip on the road to progress.

    You are, no doubt, familiar with Thomas Kuhn’s thesis of paradigm and its centralit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Kuhn’s schema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eriodically an existing paradigm would be challenged by a new, competing paradigm. When the ‘anomalies’ confronting the established model build up to a crisis, a tipping point somehow occurs and the new paradigm would replace the old.

    If the neoliberal response to the crises is anything to go by, we have clearly not reached the tipping point. Despite the severity of the financial meltdown and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we are witnessing, the New Right are not budging an inch. It is frightening to imagine what it would take to shake the beliefs of these die-hards.

    Perhaps one reason is that we do not have an adequate, ‘tested’ paradigm to compete with the current orthodoxy.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economists are working on alternative models–system dynamics championed by Steve Keen, models that take on board complexity/chaos, and revised/refined Keynesian models, among others. I am no expert, but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an alternative would be accepted.

    The second and, I believ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current orthodoxy stands firm in the face of crisis is that its major beneficiaries–the transnational and financial corporations, the immensely rich and powerful, western governments, and their spokesmen and various ideologues–would not simply back down without a fierce struggle. Neoliberalism legitimises their mode of operation; without it, their hold on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would be tenuous at best. They would therefore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defend the ideology that allows them to maintain their wealth and position.

    What are your thoghts on this? I would love to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 Eddy Lee (李逆熵) Says:

    Dear Bob,

    I fully agree with your assessment. Citizen activism on a global scale has to be taken to new heights to turn the tide. Since I’m just a writer and free-lance speaker, I will focus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ther people will need to take more direct action.

    One thought that has come up recently is whether the major religions of the world could be enlisted to become our allies. At present,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 (especially in combatting global warming)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are deeply disappointing. I wonder what could be don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Regards,
    Edd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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